說起來，彭荊風40多年前就是我的老領(lǐng)導了。1970年代初，我從上海到云南，在陸軍第十四軍當了一名“學生兵”。云南有一批非常有名的部隊作家，都是“文壇第一伯樂”——原西南軍區(qū)文化部長馮牧一手帶出來的。比如，白樺、公劉、蘇策、徐懷中、彭荊風、郭明孝、饒階巴桑、張昆華……

上世紀50年代初，由彭荊風提議，馮牧率一批部隊作家第一次步行到西雙版納阿佤山上、瀾滄江畔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深入生活，其中就有白樺、公劉、彭荊風。我讀大學的時候就已經(jīng)看過他們的作品，如《山間鈴響馬幫來》《蘆笙戀歌》《勐龍沙》《五朵金花》《我們播種愛情》等。彭荊風便是馮部長（凡是云南軍旅出身的作家，多年一直這樣稱呼馮牧先生，盡管他后來的職務(wù)是“書記”或“主編”了）帶出來的一位代表性作家。據(jù)說當年一行人騎馬去佧佤山時，彭荊風作為文學青年給馮部長牽過馬。多年后我當面向他求證，他點頭笑而不語。有這樣文學氛圍的西南邊陲，對于我們這些學中文的人來說，真是一塊福地。

我在十四軍由“學生兵”當了新聞干事（戰(zhàn)爭年代叫“隨軍記者”）后，曾在部隊駐地開遠、蒙自接待過徐懷中、彭荊風，他們二人均擔任過軍區(qū)宣傳部副部長。此后，我調(diào)到北京總政治部，當了《解放軍文藝》的編輯。若干年里，我和彭荊風都沒有聯(lián)系。徐懷中調(diào)回北京后，我們聯(lián)系相對多些。彭荊風只是到北京來開會才能夠見上一面，一次在馮部長家里，馮部長對我說：“你讀一下彭荊風的作品，寫篇評論。我讓他把書寄給你，文章寫了交給我。”這也是這位文學前輩給我出的第一個作家論的題目。隨后我就收到了彭荊風寄來的書，大概有四五本吧，有長篇，也有中短篇集子。我讀后寫了一篇評論向馮部長交了“作業(yè)”。

我的評論文章中有這樣一段：“由于在西南邊疆部隊生活過那么幾年，就格外關(guān)注那里一些作家的新作。彭荊風將新的小說集《云里霧里》送我后，我一口氣便讀完了。拿它與作者的長篇《鹿銜草》、中篇《愛與恨的邊界》、短篇集《綠色的網(wǎng)》等作品相比后，覺得作者果然是寶刀不老。作者曾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被迫擱筆18年之久，但一旦拿起筆，他那副當年在寫《邊寨烽火》《蘆笙戀歌》《佧佤部落的火把》時練就的歌頌黨、歌頌邊防戰(zhàn)士和人民的歌喉，沒有半點嘶啞；那顆毫無保留地熱愛人民軍隊的童心——這曾是他幾十年前叩響文學大門的鑰匙——沒有半點衰老。他依舊把譜寫時代的英雄群像視為責無旁貸的責任，表現(xiàn)出一種對生活的堅定信念和對藝術(shù)的執(zhí)著追求。一如他在《鹿銜草》后記中引用契科夫的話說的那樣：‘我愛我的祖國、我的人民……如果我是個作家，我就有責任來寫人民，寫他們的苦痛，寫他們的將來，就該談到科學，談到人民的權(quán)利……’”文章給馮牧拿去后，發(fā)表在1983年第11期的《文藝報》上。現(xiàn)在想想，這是馮部長通過一篇文章提攜我們兩個人。

此后，也并沒有和彭荊風有更多聯(lián)系。一晃又是小20年，我陰差陽錯居然也到文藝報社來工作。其實我到《文藝報》工作時，馮牧先生已過世，和他沒有關(guān)系，我卻一直認為這是一種冥冥中的命定。

再次接觸彭荊風的作品，已是2010年中國作家協(xié)會開評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我擔任了報告文學初評委主任、終評委副主任。恰好有彭荊風的《解放大西南》參評。但評獎前他沒有給我寫過一個字的信或打過一個電話。對這部原來就是中國作協(xié)重點扶持的作品，我的確在評委會上推薦了一下。我的理由是：彭荊風這部作品有親歷性。因他年輕時就從家鄉(xiāng)江西跟著解放大西南的部隊到了云南，他不光是靠翻資料寫的。據(jù)史考證過的歷史和寶貴的個人體驗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使這本書既有文獻價值又有文學價值。況且當時他已經(jīng)年屆八十。對這樣一位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60多年、在紀實文學方面已有《揮戈落日》《秦基偉將軍》等有影響的作品出版的老作家，魯迅文學獎應(yīng)當考慮。評委們也大都認同了這一看法，最終他獲了獎。那年的頒獎典禮在紹興舉行。他在女兒鴿子的陪伴下趕到了紹興。我們這才在住的賓館見了一次面。他仍然話不多，他說，感謝評委會的肯定。我說，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寫作太耗體力。他說，身體還可以，還在寫。那時看他紅光滿面，氣色很好。不想這竟是最后一次與他相見。

聽到他在云南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震驚和痛心。他一生坎坷，為了彌補失去的時間，他完全是累倒的。他靠生命的余力又給世間留下一部《太陽升起》。拿到他這本書，往事一幕幕重現(xiàn)。我仿佛看到一位老軍人、老云南、老作家站在佧佤山“太陽升起”的地方又唱起“蘆笙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