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文藝政策的指引下，在國家藝術院團的濃厚藝術氛圍中，我得以積極投入京劇藝術的繼承、發展和創新，與同仁們一道書寫新中國京劇藝術發展的新篇章。

不能忘懷，作為京劇藝人，是新中國的成立，把我從舊社會封建把頭的桎梏中徹底解放出來。我出生在舊社會，由于家境貧寒，打小就被“寫”（賣）給杜菊初，靠唱戲賺錢生活。但我連給父親看病的錢都拿不出。新中國成立后，我響應黨的號召，加入國家劇院，當時劇院的馬少波院長和我的兩位恩師——王瑤卿先生及梅蘭芳先生一起，與杜菊初談判。三位先生當著我的面，幫我把那份不平等的契約燒了。由此，我真正地被解放了，獲得真正的人生自由。我為能成為這個新社會的一分子而感到無比自豪和欣喜。

不能忘懷，在抗美援朝戰斗最激烈的時候，我隨團跨過鴨綠江慰問最可愛的人。我為自己能以文藝為祖國戰斗而感到無比驕傲。從一開始怕聽槍聲的旦角小姑娘，到后來主動向志愿軍領導請纓上戰場的“準軍人”，我都驚訝自己在前線的變化。我能在黑暗中打背包，我能在缺氧的惡劣情形下睡山洞，我能幾十天和衣而臥，我能在唱著《拾玉鐲》時遇到敵機轟炸掀起戲裝蓋住閃亮的頭飾匍匐隱蔽……其實我知道自己的變化從何而來——正是最可愛的人保家衛國、不怕犧牲的精神激起了我強烈的報國心。戰火中的這段經歷永生難忘，影響著我、激勵著我，使我一生堅守理想，堅持為人民服務的信念。

不能忘懷，正是因為新中國蒸蒸日上，我才能多次作為新中國藝術團的成員出訪國外，展現新中國的形象，為新中國與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作貢獻。1955年，我參加第二屆西歐國際藝術節，和團友們用八個月的時間出訪當時尚未建交的法國、英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用中華藝術傳達我們的情感、信仰和理念，使許多外國朋友了解嶄新的中國。1960年，出訪拉美四國，我們藝術團的成員坐在貴賓席，親眼見證古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64年，我帶了《白蛇傳》大戲訪演巴黎，因法國觀眾的熱情，謝幕十幾次。我們藝術團的成功演出為中法建交這一歷史事件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不能忘懷，在黨的文藝政策的指引下，在國家藝術院團的濃厚藝術氛圍中，我得以積極投入京劇藝術的繼承、發展和創新，與同仁們一道書寫新中國京劇藝術發展的新篇章。我不但積極繼承王瑤卿、梅蘭芳兩位大師的藝術，整理演出《玉堂春》《霸王別姬》《貴妃醉酒》《宇宙鋒》《穆桂英掛帥》，還以旺盛的創作激情與葉盛蘭、李少春、袁世海等藝術家同臺合作，創演《柳蔭記》《白蛇傳》《謝瑤環》《桃花扇》《西廂記》《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幾十出劇目，許多舞臺藝術形象受到廣大觀眾歡迎與認可。在良好的藝術氛圍中，我根據自己的條件，突出展現古典美與女性美的藝術氣質，極力拓展京劇旦行的表現力與藝術內涵，積極創造屬于自己的藝術特色與風格，為推動京劇旦行表演跨入新的藝術境界作出努力。

“創作是中心任務，作品是立身之本。”這句話，也可以概括我一生的藝術實踐和追求。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國家還不富裕。拿我們國家京劇院來說，軟硬件條件跟現在沒法比，但是我們有一股創作的火熱勁頭。1958年2月，我們創演京劇現代戲《白毛女》，李少春先生飾演楊白勞，袁世海先生飾演黃世仁，我飾演喜兒，葉盛蘭先生飾演王大春，雪艷琴先生飾演黃母。演出轟動當時的文藝界。4月，我們又首演新改編的輕喜劇京劇《桃花村》，我飾演梅香。緊接著我們又首演現代京劇《林海雪原》，我們“李袁葉杜”都是主演。隨后，又首演歐陽予倩先生改編創作的京劇《桃花扇》，我飾演李香君，葉盛蘭先生飾演侯朝宗。這出戲也成為我的代表作。當年年底，我們又開始排演由田漢先生改編創作的京劇《西廂記》，張君秋先生飾演崔鶯鶯，葉盛蘭先生飾演張君瑞，我飾演紅娘。所以，單1958年這一年，我們在完成各項演出工作的同時，還創作了五臺新劇目：兩臺京劇現代戲、兩臺古典名著改編劇和一臺傳統劇目改編劇。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為我們當時的創作激情感到自豪和欣慰。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我舞臺生活八十年。我已經八十七歲了，還能做點什么呢？這是我這幾年來一直思考的問題。我想我要把前輩傳給我的京劇藝術、我藝術人生的經驗傳下去、留下來。所以，這兩年我又收了北京、天津、山東等地的四個八〇后、九〇后學生，我要教她們直到教不動為止。我還在青年學者的幫助下，整理出版我的回憶錄。我要為后來者留下點藝術人生的經驗教訓，希望能有益于他們。

我衷心地祝福新中國七十華誕。我愛她——我的祖國。我要為祖國的藝術繁榮奉獻我畢生的心力。

（作者為京劇表演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