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口呀莫要這么厲害地跳，/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一首好詩，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果沒有對歷史情緒與情感的高度凝聚與提煉，那么它的深刻思想從何而來？高妙的技藝如何附麗于其身？獨特的形式又如何與內容融匯為一體并落地生根？有了這樣高度濃縮與提煉的表達，一首詩才可能具有經典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重溫詩人賀敬之的經典之作《回延安》會發現，這是濃縮了幾代人情緒與情感的凝煉之作，它所表達出來的精神境界極富感染力，使讀者感同身受。

為什么賀敬之要選擇“信天游”這種形式來表達？因為“信天游”是這一方水土之上的人最熟悉最熱愛最富有感情的藝術形式。詩人理所當然要選擇這個能夠與當地人最為貼心的藝術形式，來表達他與這片土地及土地之上的人心心相通的情感。且不要小看對這一形式的選擇，因為作為一個“外來人”，要掌握好陜北民歌這一形式絕非易事！而要真正地運用好這個形式，還要有更為扎實的生活基礎，并獲得語言的暢達流利。而賀敬之正是因為有抗戰期間在延安魯藝的數年學習生活經歷，才獲得了對這一藝術形式的嫻熟掌握。

可以清楚地看到，賀敬之對“信天游”語言行云流水般的表達，就恰似當地人民群眾親切有如己出的語言——“白羊肚手巾紅腰帶”“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東山的糜子西山的谷”“米酒油饃木炭火”“白生生的窗紙紅窗花”等，可以說一如竹筒倒豆子。這又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只有身心皆入陜北本土人民的生活，與他們息息相通，才能與他們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語言藝術實現融會貫通。

賀敬之首先闖過了這最關鍵的一關，實現了匠心獨運地對“信天游”形式與陜北民間語言的自由選擇與運用。繼而，在他濃烈的思想情感的推動下，創作出了“這一個”經典詩作。這首詩保留了詩人作為“老延安”的歷史，又加進了“回延安”的情緒與情感，實現了對歷史有溫度、有激情的文學表達，從而獲得了他那一代“老延安”的強烈共鳴，同時也贏得了陜北人民的高度認同與贊譽。

我是20世紀70年代初第一次讀到這首詩的。坦率地說，對詩中那種急切的情緒與強烈的情感表達，當時我并沒有真正地理解，甚至覺得過于強烈了一些。如今想來，也許這就是隔代人、未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在情感上與父輩的某種隔閡吧？所幸的是，一次精神的游歷，使我有了一次進入父輩心靈的機會，不僅對父輩的情感，而且對詩的情緒情感表達，都獲得了新的認識。

1976年10月，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我父母所在的工廠，即原鐵道部西安三橋車輛工廠也和全國各行各業一樣，開始了撥亂反正。黨委急需選出一個政治和能力俱佳的干部部部長，最后決定把還在延安南泥灣勞動的父親接回來。這是1977年7月的事情，那天早上，因為母親工作走不了，家里決定讓我代表全家，和趙志書記與廠辦的另外一位姓何的阿姨一起去延安接父親——那一年，我18歲，第一次去延安。

聽說要去延安，我興奮得睡不著覺。小學時，我們就唱陜北民歌，唱“高樓萬丈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唱“太陽一出來呀，哎咳呀，滿山紅哎，哎咳哎咳呀”，特別是那支笛子獨奏曲《陜北好》，天天都能從工廠的喇叭里聽到，還有“魯藝”，還有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古元的版畫、賀綠汀的歌曲……可以說，延安對于當時的我——一個文學少年來說，是真正的“圣地”！從夢想到現實的每時每刻，我激動的心情與《回延安》詩中表達的極為相似，也是恨不能立刻就“雙手摟定寶塔山”，把夢中的延安仔仔細細地看個遍……

那天，我只背了一個軍挎包，裝了一本讀了幾十遍的賀敬之的《放歌集》，就隨趙志書記上了車。當時，從西安到延安全是盤山路，我們的國產面包車早上6點多出發，直到下午6點左右才緩緩駛入南泥灣。是趙志書記最先看到的父親，他喊：“停，停。那不是藎民嗎？”定睛一看，果然是父親。他的臉曬得通紅。趙書記跳下車，拉著父親的手說：“走，收拾東西，現在就走。”父親似乎沒有反應過來，但是他的笑臉——燦爛的笑臉，我永生難忘。那是瞬間迸發出來的毫無保留的笑容，是賀敬之詩中的“親人見了親人面，/歡喜的眼淚眼眶里轉”的感覺。

此時的延安，不僅更加巍峨壯麗，而且還充滿了更加廣闊豐富的魅力。一如詩中所寫：“革命的道路千萬里，/天南海北想著你……”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當時只有二層樓的延安賓館，也就是周恩來總理回延安時住過的延安飯店，喝了小米粥，吃了饃饃，便急火火地去延安革命歷史紀念館參觀，我的心始終渴望著認識和理解更多的革命歷史。伴隨著一幅幅照片所揭示的歷史，我的心里有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在畫卷的正中央，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總指揮部——延安；而在延安城的畫卷上，有一盞燈——那是棗園窯洞的燈光。仿佛是一種情感的累積，我們的車子似乎一下子被推到了棗園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同志的窯洞前……那一天，我在毛澤東的窯洞里，看到了玻璃柜中《論持久戰》的手稿，是鉛筆寫在粗糙的馬蘭紙上，非常流利的“毛體”字，一張一張地疊壓著，像歷史一頁一頁地躺在寂靜的時空里，以無限的思想昭告著世界：人民戰爭必勝！趙志書記摸著我的頭說：“小家伙，勝利不容易啊。”

“棗園的燈光照人心，/延河滾滾喊‘前進’。”從窯洞里出來，我特意請攝影部的同志給我在窯洞前照了一張相，而照片上我手里拿著的，正是帶來的那本《放歌集》——詩集中的毎一首詩，我都讀過了幾十遍，而唯有在此刻，我才覺得那詩是活的。“心口呀莫要這么厲害地跳，/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因為人心是活的，它表達了人心，它當然有了生命。

2016年10月，父親87歲，聽說姐姐一家要去延安，便執意要回延安看看。一路上，父親都在唱《南泥灣》，他唱了一遍又一遍。我想，當年賀敬之作為這首歌的詞作者，一定也會像我父親這樣反復地唱吧？母親勸他別唱了，嗓子要發炎了，可他還是要唱，就像他要回延安，勸也勸不住。參觀完延安革命歷史紀念館，父親站在館門邊上兒童團員的雕像前，要姐姐給他拍照。他指著那個手拿紅櫻槍的兒童團員說：“我就是先當的兒童團長，后參加的八路軍，那時14歲。我與這個戰友合個影。”

如今，我看著父親的這張照片再讀《回延安》，對賀敬之詩中的情緒與情感，似乎有了與父親血脈貫通的感受，不再覺得那情緒與情感過于強烈了。因為“樹梢樹枝”有了“樹根根”，看山看水有了“親山親水有親人”的體驗。這些活的詩句，與虛空高蹈的標語口號不同，它的情緒與情感是真實的——生命的真實、思想的真實。無須去“火”，更無須脫“水”，這是濃縮了幾代人的思想情感、超越了一個時代的卓越的經典文本，飽含著濃濃的最真切的情緒與最真實的情感。這情緒屬于歷史，因為有情緒才有勃勃生氣；這情感屬于歷史，因為有情感才有愛憎。活的歷史中有活著的靈魂在歌唱，它歌唱往日的輝煌，歌唱今天的創造和未來的美好。

“身長翅膀吧腳生云，/再回延安看母親！”當一首詩，成為心靈的呼喚，成為精神的路標，并使一代人與另一代人血脈相通，它便獲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