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文學批評都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文學批評者是一個很神圣的群體。有偉大的文藝作品，理應有與之相應的偉大的文藝批評。但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中國周朝時期就有《詩經》這樣偉大的詩歌文本，但至少要到魏晉南北朝，才有了第一部詩歌批評文本《詩品》。即使以比它略早的中國第一部文學批評著作曹丕的《典論·論文》成書時間計算，也遠遠晚于《詩經》一千多年。

文學批評之遲于文學創作，或在情理之中。因為，文學的理論自覺，總是需要時間積淀。不過，如果再觀照一下西方文學批評，大概就不是如此了。歐洲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文藝批評就已相當成熟。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寫有史詩性的詩歌批評巨著《詩學》，其余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等，都是偉大的文藝批評家和詩學家。他們的哲學著作，有相當內容就是論述戲劇、詩歌、音樂和舞蹈。歐洲的哲學家，他們訓練有素的哲學思維，泰半來自于他們的文學批評素養。在歐洲，不懂文學和藝術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是很難想象的。歐洲的哲學經典，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就與文學和藝術批評有關。然而在中國卻并非如此。中國早期的哲學著作，尚能觀照到文學和藝術，而到了漢代以后，這樣的哲學著作越來越少，文學與哲學逐漸分離。文學與哲學的分離，導致哲學變成了枯燥乏味的經學。甚至相當一部分文學批評著作，也變成了經學的附庸。

其實中國早在“詩經”和“漢樂府”時代，就已經具備了超級發達的民間文學思潮，還在西漢時期，就出現了比較成熟的四言詩歌。連云港出土的尹灣漢簡中，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簡牘書跡叫《神烏賦》。這個《神烏賦》，不論是書法價值還是文學價值，都值得批評家們去大抒特抒。我這里要說的不是它的書法價值，而是文學價值。《神烏賦》的文體雖為賦體，但實際上是四言詩，形似《詩經》，但又摻雜了賦體，這就是一種文體上的開新。這是一個神話寓言故事——兩只烏鴉——雌烏和雄烏的對話。雌烏因在與怪鳥的斗爭中被啄傷而瀕臨死亡。《神烏賦》就是雌烏瀕臨死亡之際與雄烏的對話，雌烏告誡雄烏，我死之后，你可以再另娶妻，只要對我的孩子好就行，情感凄婉哀鳴，讀來令人動容。要知道，這個《神烏賦》并非出自于貴族文人之手，而是純粹的民間文學，語言質樸，情感真摯，幾近白話。這樣的文學作品，如果胡適之晚死幾十年，我相信會將其寫入《中國白話文學史》。我還想強調的是，在漢代，這樣的民間文學不是只有《神烏賦》，而是十分普遍。漢代的《樂府詩》，大多屬民間文學，按照等級來劃分，是根本無法進入到上層文人的辭賦文學視野的，但正是這種民間文學，才孕育了蓬勃的生命力。這是漢代詩歌的杰作。但這種文學思潮，在當時卻并未進入到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自覺層面。

一切思想都是要通過美的文本來呈現的。如果批評的思想不能體現美，一定不是美的思想。至少今天，已然不能誕生《文心雕龍》《詩品》那樣的批評美文，也難有劉勰、鐘嶸、嚴子陵、元遺山、蘇子瞻、黃山谷、楊升庵、梁任公這樣精于批評美文的批評家。

學院派的批評家，總是在拷問別人，你的作品是否經得住歷史考驗，是否具有大家氣象和經典氣質，可是這些問題能否反責于己？我們的批評文本又是否具有經典性？能否經得起歷史考驗？至少，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