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芝在《駛向拜占庭》一詩里說，要追隨著大師們學習“歌唱”。寫詩的人都有自己私心里拜過的老師。如果在今天的中國詢問寫新詩的人，你最愛的詩人是誰，你最服膺誰，你的案頭上放著誰的詩，我冒昧地猜測，我們給出的答案會以西方20世紀的詩人居多。我們自覺地把自己當成了西方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人和火炬傳遞者。龐德在年輕的時候曾立下壯志，關于詩歌他要知道得比所有人都多。我們亦當如此，西方詩歌可以被我們“拿來”，而且已經被我們“拿來”，已經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資源。但另一方面，也許我們反而相對忽略了中國自己悠久的詩歌傳統。

我常常想知道現代派詩人和理論家龐德在遇見中國古詩的時候看到了什么。也許我們應該像龐德那樣，以初次相遇的驚奇去看中國古詩。我們都熟悉《長干行》，但也許正因為太熟悉，使我們體會不到驚喜。龐德吃力地透過好幾層障礙去讀中國古詩，但中國古詩的光輝透過這幾層障礙，仍使他迷醉，而那些古詩是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對我們而言是“不隔”的。這樣看來，中國自己的傳統是我們最容易繼承的。這時我深深感到對這一傳統我們若不去“拿來”，是對自己也是對這一傳統的不公正。我們在遠望的同時，也需要深知自己腳下的土地。

當代生活與唐宋時代簡直是兩個世界，但人們依然熱愛那些詩詞，它們依然說出了人們的心聲。這就是詩的魔法。并非是當代的普通讀者不怎么讀詩了，他們一直在大量閱讀李白、杜甫、蘇軾。這些古代詩人得到的最大贊美，就是被他們無法想象的后世的人們所珍重和喜愛。

我們需要以另一種眼光，重新審視我們的傳統。傳統并不是天然地流淌在血脈中，它屬于任何努力學習它的人。我們雖然是中國人，但不一定就承載著那些文化基因，它們是需要后天習得的。在五四之后和“文革”之后，中國的古詩傳統于寫新詩的人而言其實是有些外在的，我們對艾略特的熟悉或許超過了對杜甫的熟悉。而龐德告訴我們，在新的情境、新的眼光下，舊的可以變成新的，古物可以煥發青春，成為寫作者們活的源泉。

我們感到慶幸的是，我們有無盡的新題材，許多現代生活的經驗尚未表達為詩。在形式上我們應該有新的自由，此外再加上西方詩歌對我們的影響與熏陶。那么我們從中國古代詩歌傳統中繼承什么呢？古詩不是抽屜文學，承擔著重要的人際功能，是人與人聯系的手段，發揮著“興觀群怨”中“群”的作用。我們現在未必唱和、聯句，也不一定要在宴會上各自賦詩，但中國古詩提供了詩的另一種可能性：詩是自我的，同時也是公共的，是服務于人的。詩中所描述的經驗未必是完全私密的，詩的效果來自于言人所未言，此言未曾被他人道出。而說出眾人的情感，說出眾人想說而未說出的公共經驗，追求共鳴，抵達尚未有語言抵達之處，這給我們帶來了另一種想象詩的功能的路徑。

中國古詩的美學也給我們以啟發，就是中國式的境界和氣象。在紛繁的詩歌花園里，中國古詩提示了一種溫柔敦厚的、內斂的風格。古詩從誠摯的本心出發，關注自然風物，關注草木，追求情感與風景的融合。同時，古詩強調意在言外，在詩中留白，不把意思點破、說盡。這些都可以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啟示。

我想中國古詩在技藝上對我們的啟發是最大的，因為我們和古人用同一種質料工作，這個質料就是中文。在這一點上，外國詩歌不容易幫助到我們，尤其當我們閱讀的是譯文的時候。黃永玉說：自如地使用顏料，熟悉色彩的細微對照，光影的細微變化，然后才能成為畫家。詩也一樣。無論多么好的詩思，最后還是要落實為一個一個的漢字。漢字就是我們的顏料。葉嘉瑩先生說她曾見過一些情感豐富、觀察敏銳的人，但他們并不能作詩，因為沒有這方面的訓練。詩歌的能力主要不是靠天生，而是靠后天習得，像李白那樣的天縱英才很少，而杜甫那樣的勤奮勞動者才是我們的榜樣。

中國古詩詞的篇幅都不長，題材又常常相近。這給了我們一種錯覺，以為它們是重復的，空間狹窄，內容有限。但它們告訴我們的正是如何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騰挪，如何戴著腳鐐跳舞。大家都寫望月，寫懷遠，但效果天差地別，于是蘇東坡的中秋詞一出，千古中秋詞盡廢。在“寫什么”上，我們這些當代的寫作者有更大的自由，而我們恰可以從古詩中學習“如何寫”。

在深入閱讀古詩詞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獲得對中文的“手感”，辨別詞語的溫度、濕度、濃與淡、輕與重、動與靜、啞與響。這種追求也正是福樓拜所說的尋找“唯一準確的詞”（le mot juste），也就是煉字。為什么“春風又綠江南岸”優于“春風又到江南岸”？為什么“漠漠水田飛白鷺”優于“水田飛白鷺”？對此中國古人費了許多心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的目的未必是文學理論的建構，而更在于分辨好詩，寫好詩。遠到古人的許多詩話、評論，近到葉嘉瑩先生等做的細讀古詩詞的工作，都可以成為我們的資源。

中國是詩歌大國，我們是詩歌大國的子民，詩歌巨人們的后裔。在以西方詩人為師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自豪地以中國古人為師。我想，現在可能是我們重估中國古代詩歌對我們的價值，把自己的傳統重新“拿來”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