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很多青年煩悶于“碼字黨”的辛苦時，35歲的袁銳已在網上“碼”出了尊嚴、業界“大神”地位，以及文學世界里的快意恩仇。

最潦倒時，他堅持“給夢想一點時間”。而今，他不但夢想成真，還在已經出版的500多本小說和網上的2000多萬字故事里，用英雄主義激勵更多年輕人追逐夢想。

村里第一個本科生

出生于湖南常寧大山深處的袁銳，用青春詮釋了奮斗的過程和意義。他父親沒念過書，母親也只上過一個學期的學。“從小就‘放養’，如同斷線的風箏，命運的分野完全取決于風什么時候停下來。”袁銳說。

上高中時，他在班上師生的捐助下，成為村里第一個考取本科的學生。前往哈爾濱工程大學報到前，家里窮盡所能只借來300多元，根本湊不齊學費。

關鍵時刻，學校報名處的“助學貸款”綠色通道讓袁銳擺脫了南下打工的命運。

“很多次，我忍不住想要放棄學業，南下打工解決家中困境。”他回憶說，幸好身邊的老師、同學以及學校后勤處的工作人員一直無私地鼓舞和幫助他，讓他堅持完成學業。

大四時的一個偶然契機，催生了他被苦難生活壓制住的文學夢。

為了做畢業論文，他以50元/月的價格租用了一臺破舊的電腦。在那個互聯網開始風靡校園的年代，他寫完論文上網“沖浪”時，看到有人在網上寫小說，無數人急切地跟帖要求更新。

“我感覺自己寫故事的能力不比他們差，我是否可以寫小說呢？”袁銳開始嘗試，很快便有了不錯的成績。

畢業后，袁銳來到重慶的一家企業工作，每月到手700多元，得用500元償還大學時的助學貸款。他又想到了寫作，那份既能帶來快樂、又能從壓力中喘息的營生。他幾乎將所有空閑時間都用來寫作，既在網上發表，又給報刊投稿，以多賺稿費。

為網絡作家群體發聲

2007年底，他的女兒出生，家中經濟壓力陡然增大，國企的工資已經無法滿足家庭開支，于是他和妻子商量辭職。

“我想嘗試一下全職寫作，必須給夢想一點時間。”他說，“如果文學這條路沒有走通，再去找其他工作，反正我一窮二白，即便嘗試失敗，也損失不了什么。”

辭了職的袁銳全心全意寫小說，幾乎每天都花10小時閱讀、5小時寫作，為了保持連載更新，他每天至少要寫6000字。在創作一部作品前，他都要先為每個主要角色建立人物卡片，搭設好情節的框架。寫完的文檔要一再檢查，保證沒有錯別字。

袁銳籌備大半年創作的《終極警察》在網上火了，點擊量很快超過三千萬。等他寫到100多萬字時，網絡文學進入了移動閱讀時代，他依靠這本書的收入在重慶主城核心區買了房，真正地融入了這座城市。

他發現，網絡小說并非公眾想象的那樣，必須走“曖昧”“撩人”路線才有市場，相反，即便沒有色情、暴力內容，只要有好故事、有溫暖的基調，就不乏擁躉。

他沉浸在網絡小說創作的世界里，早期代表作警察三部曲總點擊量已過十億。隨后，他又在玄幻、現代都市等題材著力，攀上了新的高峰。他的作品在臺灣也受到廣泛認可，是租售排行榜前十的常客。

加入重慶市作家協會后，他很快就注意到，多數網絡作家生活并不如意——買房時，沒法開出收入證明，貸不了款；約會時，對方有意無意地提到“無業游民”……

“我希望為這個群體發聲。”袁銳期望。

他等來了機會。2015年，作為全國群團改革試點單位之一，重慶啟動群團改革試點，團結服務新領域新階層青年是此項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團重慶市委的工作人員找到袁銳。“從此把我從書房拉到外面的世界。”他說。

袁銳成為了重慶市青聯委員，“到井岡山的一次培訓學習讓我受到革命精神的洗禮，才發現人生價值除了成就小我之外，還要實現大我。我也深刻感受到什么是‘任何孤芳自賞都會陷入越走越窄的狹小天地’”。

很快，重慶市網絡作家協會成立了，袁銳擔任主席。九龍坡區為協會提供了1000多平方米的免費辦公場地，每年還提供基本運營經費。

“我要好好回報這個世界”

袁銳極可能是網絡文學行業中官方頭銜最多的作家：重慶市人大代表、重慶市新專聯副會長、重慶市民盟新媒體支部主委、重慶市九龍坡區第十屆政協常委。

他還曾以全國青聯主席團成員的身份坐在人民大會堂的主席臺上開會。“必須感恩這個時代，我要好好回報這個世界。”

在他看來，身為網絡作家，應更加注重現實主義題材，在兼顧市場效益的同時，有意識地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作品中，在保持作品輕松明快節奏的同時，倡導向上向善正能量；在描寫小人物、小事件、小地方的同時，站在宏觀的層面，襯托出大時代、大背景、大潮流。

家鄉需要修路，他主動捐款；得知貧困農戶賣米難，他免費代言，精準扶貧……

“作為青聯委員，各種公益活動，我都會積極參加。”他總是為需要幫助的人慷慨解囊，不厭其煩地用親身經歷勸告那些不愿念書的孩子回到校園。

即便善意有時會被欺騙，但他依然堅持傳播著自己的善意。

有一次，在北京南站，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在廣場上到處乞討，說自己因為錢包和學生證丟失而無法去大學報到。袁銳毫不猶豫地給對方足夠的盤纏，兩個小時后，他發現那名青年繼續對其他人講同樣的故事。

“我沮喪嗎？不！”袁銳說，“哪怕我幫助的困難者只有一個人是真正需要幫助的，就夠了。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他們會成為我小說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