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語言的傳統中，漢學這個概念經歷了“游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和“專業漢學”三個發展階段。

法國啟蒙思想家曾對中國古代思想家及其學說給予高度評價。伏爾泰談到中國時曾說：“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

到了19世紀，隨著西方近代學術的興起，西方專業漢學開始沿著實證主義的學術研究方法大踏步向前發展。法國漢學家儒蓮開始翻譯佛教著作；漢學家沙畹則來到中國，尤其通過實地考察華北地區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碑銘成為他關注的重點；沙畹又培育出一批赫赫有名的弟子，其中葛蘭言用社會學方法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馬伯樂對中國宗教和歷史的研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到了20世紀，歐洲漢學繼續前行。法國的戴密微、英國的崔瑞德、德國的鮑吾剛、意大利的白佐良、瑞典的高本漢……這些漢學家為翻譯中國典籍、研究中國文化付出畢生精力，留下了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眾多著作。

通過了解歐洲漢學的歷史，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世界各國如何看待中國，了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如何融合到世界各國的文化之中。有關中國的學問和知識屬于世界，已成為世界思想花園中一枝艷麗的花朵。

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歐洲漢學界加強了對中國當代文化的研究。古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統一性，使更多歐洲漢學家開始認識到中國作為一個新型文明國家取得發展的重大意義。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和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化的著作逐漸增多。一些漢學家認識到，中國不僅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體，也是一個巨大的文明體。中國所提出的文明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展示了中國發展思想的厚度與深度。歐洲漢學界的關注焦點，也逐步從單純研究中國經濟和政治，轉向中國發展壯大的歷史與文化因素。

400多年的歐洲漢學史告訴我們，漢學發展與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有著直接關聯，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自身在歐洲的一面“文化之鏡”。歐洲漢學的發展變遷說明，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將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而持續增強，中外文化間的交流互鑒也將得到進一步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