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 晴。劉以鬯代表作《酒徒》1962年10月18日至次年3月30日連載于香港《星島晚報》副刊，1963年10月香港海濱圖書公司初版。在這部以“酒徒”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中，作者讓“酒徒”的“我”不斷發表對五四新文學的看法，十分有趣。

“我”會寫通俗小說，還向往“前衛文學”。小說伊始，報社同事邀“我”喝酒，就提問“五四以來，作為文學的一個部門，小說究竟有了些什么成績？”“我”認為“《子夜》也許能夠‘傳’”，《激流》則“傷腦筋得很”，還坦陳“以我個人的趣味來說，我倒是比較喜歡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

報社同事并不以此為滿足，“又一本正經地要我談談新文學運動中的短篇小說”，“我”多喝了幾杯，“膽量大了起來”，就滔滔不絕地對新文學短篇小說逐一評點：

五四以來的短篇創作多數不是“嚴格意義的短篇小說”。尤其是茅盾的短篇，有不少是濃縮的中篇或長篇的大綱。他的《春蠶》與《秋收》寫得不錯，合在一起，加上《殘冬》，結成一個集子，格調與J.史坦貝克的《小紅馬》有點相似。至于那個寫過不少長篇小說的巴金，也曾寫過很多短篇。但是這些短篇中間，只有《將軍》值得一提。老舍的情形與巴金也差不多，他的短篇小說遠不及《駱駝祥子》與《四世同堂》。照我看來，在短篇小說這一領域內，最有成就的、最具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首推沈從文。沈的《蕭蕭》《黑夜》《丈夫》《生》都是杰作。自從喊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后，中國小說家能夠稱得上St y l i s t的，沈從文是極少數的幾位之一。談到St y l e，不能不想起張愛玲、端木蕻良與蘆焚（師陀）。張愛玲的出現在中國文壇，猶如黑暗中出現的光。她的短篇也不是“嚴格意義的短篇小說”，不過，她有獨特的St y l e——一種以章回小說文體與現代精神糅合在一起的St y l e。至于端木蕻良的出現，雖不若穆時英那樣轟動，但也使不少有心的讀者驚詫于他在作品中顯露的才能。端木的《遙遠的風砂》與《鴜鷺湖的憂郁》，都是第一流作品。如果將端木的小說喻作咖啡的話，蘆焚的短篇就是一杯清淡的龍井了。蘆焚的《谷》，雖然獲得了文藝獎金，然而并不是他的最佳作品。他的最佳作品應該是《里門拾記》與《果園城記》。

這幾乎是一部濃縮的新文學短篇小說史，至少是“我”的一家之言。但同事繼續追問“五四以來，我們究竟有過多少篇優秀的短篇小說？”于是，“我”乘著酒興，除了強調蘆焚《期待》和姚雪垠《差半車麥秸》出色，又作了如下重要補充：

魯迅的《祝福》、羅淑的《生人妻》、臺靜農的《拜堂》、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老向的《村兒輟學記》、陳白塵的《小魏的江山》、沙汀的《兇手》、蕭軍的《羊》、蕭紅的《小城三月》、穆時英的《上海的狐步舞》、田濤的《荒》、羅烽的《第七個坑》……都是優秀的作品。此外，蔣牧良與廢名也有值得提出來討論的作品。

“我”“酒話”所說的這些，有的已是公認的五四新文學經典，更多的文學史家至今鮮有提及。而且“我”對沈從文、張愛玲、師陀等作家的肯定，不能不說是得風氣之先的灼見，須知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本初版只早了一年，可謂不謀而合。

劉以鬯為什么讓《酒徒》中的“我”對五四新文學如此大發議論？四十年后，作者自己揭開了謎底：“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看法，與某些人的看法有很大程度不同。我將自己的看法寫出，難免招致不滿。沒有辦法，只好通過‘酒徒’的嘴說出，希望以‘酒后失言’的解釋，取得原宥。”（劉以鬯《我怎樣學習寫小說》）原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