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要在嚴謹、求實基礎上講創新，否則很容易走到“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路上去

我自高中二年級（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報紙上發表兩篇短篇小說起，便奠立一生要與文學結緣的志向。1956年9月，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后，我由文學創作轉向學術研究。道路雖然變了，但是對文學的喜愛和追求一直沒有變。“文學是癡情者的事業”，可以說是我畢生體驗和信條。

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我的體會是一定要讀原始材料，抓住閱讀中發現的可疑之處，緊追不舍，深入開掘，最終獲得成果。我有關“五四”的多篇論文便是這樣產生的。記得上世紀60年代初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時，主編唐弢先生一再強調：要“翻閱期刊，以便了解時代面貌和歷史背景”“作品要查最初發表的期刊”，還開列了幾十種最重要的文學期刊名單。這對我們這些當時的年輕學者成長確實極有好處。兩年多時間里，我先后閱讀近20種文學和文化期刊，留下至今保存著的十幾萬字筆記，弄明白許多糾纏不清的疑難問題。

在最初階段多取這種方式，也跟中國現代文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有關。但是，即便今天，學科發展已經較為成熟，依然要破除一種錯覺：仿佛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是一本本“新文學史稿”“現代文學史稿”，而所謂“研究”，就是閱讀、鉆研這一本本史稿。這是一種把源和流顛倒過來的想法。真正的文學史，存在于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批評史料中。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研究者比較廣泛地閱讀、鉆研有關作品和史料，刻苦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再來講“悟性”，在嚴謹、求實的基礎上再來講創新，否則很容易走到“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路上去。

文學史研究以外，我也寫一些文學批評文章，主要是小說評論。在這方面我比較看重作品藝術成就，看它能否真稱得上是語言的藝術、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動自己。閱讀作品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因而非常重要，是正確開展批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礎。人們常常說要把歷史的批評和美學的批評結合起來。我認為這種結合的關鍵，首先就在于從純欣賞者角度讀一遍，以便為整個批評建立起比較牢靠的審美基礎。當然，在初讀之后，還必須再讀第二遍、第三遍，要把作品或文學現象放到當時具體歷史環境中衡量。評論小說作品，最緊要也是最困難之處，在體察人情、體察生活。這里的前提是了解社會、了解歷史。只有當評論者本身也相當熟悉自己要評論的那部分生活內容，他才能真正體察作品所寫的人情，才能在藝術上作出中肯評價。我對《創業史》《李自成》等長篇的評論如果有可取之處，便是同這一點有關系的。

當《創業史》發表出版引起評論界重視，多位評論家撰文贊許梁生寶這個人物塑造取得重大成就時，我發表文章提出不同看法。我認為《創業史》里最成功的形象不是別人，而是梁三老漢，他雖然不屬于英雄形象之列，卻具有巨大社會意義和特有藝術價值，是全書中最有深度、概括了相當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物。在評論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時，我不僅反復鉆研作品，還閱讀《明史》相關部分以及包括《綏寇紀略》在內的明末清初十幾種野史，一方面緊扣小說杰出的藝術創造深入展開評述，另一方面又力圖將這些評述建筑在接近或符合歷史實際的基礎上。

上世紀90年代初，我開始集中閱讀金庸作品。明顯感覺到這些作品與舊武俠不一樣，把我對文學的想象力、對文學的興趣提高到一個新高度。1995年春開始，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金庸小說論稿》便根據那時的講稿整理而成。在大學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并非為趕時髦，而是出于文學史研究者的歷史責任感。早在80年代初，我就主張文學史不應排斥鴛鴦蝴蝶派小說和舊體詩詞，至于金庸這樣一位當代漢語寫作者中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家，當然需要認真研究。金庸作品在藝術特質上以神奇的想象力、豐富生動的情節、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見長，雖然寫的是古代題材，卻滲透著現代精神，具有深刻精湛的思想養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精神影響一代又一代讀者。科學揭示金庸現象背后的諸多成因，深入探討其作品魅力之所在，并放到中國文學發展背景上加以考察、評判，是必要而有價值的課題。通俗文學研究應視為文學研究重要組成部分。一條腿走不好路，只有在重視嚴肅文學研究同時，做好通俗文學研究，才能充分揭示文學發展中雅俗互相爭奪又互相制約、互相促進的內在肌理，減少文學史研究盲目性，提高文學研究水平。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這一百年也是中國文學在東西方文化交匯、碰撞下建立嶄新意識和嶄新體式，使外來影響和民族傳統逐步交融、現代化和民族化趨于結合的時期。新與舊、中與外、雅與俗、現代化與民族化、為人生與為藝術、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互交織影響，呈現錯綜復雜的面貌。盡管不同時期文學各有其階段性特征，但這一百年又具有內在統一性和發展一貫性：作家們面臨文學發展的許多共同課題，有著大致相同的困惑與追求。這就尤其要求文學研究格局與方法的創新，要求在世界文學廣闊背景下考察中國文學百年發展的總體性特征及規律，為未來提供歷史的有益借鑒。

（本報記者胡妍妍采訪整理）

嚴家炎，1933年出生于上海，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等職，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著有《知春集》《求實集》《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世紀的足音——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論集》《金庸小說論稿》等18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