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的“大丈夫”說為中國文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原創(chuàng)性概念。《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說為中國文化樹立了一個大寫的“人”字，對中國士人精神的挺立、中國文論精神境界的提升有重要的基原性意義。

一、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關于孟子“大丈夫”說的第一個層面的內涵，朱熹集注云：“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孟子·離婁上》）又曰：“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認為，仁是人之本心。孟子由“仁民”推恩至萬物，主張“仁物”。孟子云：“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正義》引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仁心、仁民、仁政到仁物，從思想情懷來說，體現(xiàn)了孟子對天下蒼生的關懷，有廣博的宇宙情懷。這對后世大丈夫的處世態(tài)度產(chǎn)生深遠影響，東漢陳蕃年少就立“清世志”。杜甫就是一個極富仁者情懷的詩人，清代吳喬說：“子美于君親、兄弟、朋友、黎民，無刻不關其念。”我們認為，孟子“仁”的思想對后世文論的影響更體現(xiàn)在其情懷境界和思維方式上。就情懷境界來說，古代文論“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陸機《文賦》），這是深廣的宇宙情懷。古代文論“文”的內涵極為廣泛，有所謂“天文”“地文”“人文”“萬物皆文”，如《文心雕龍》開篇即云：“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龍·原道篇》）天地萬物皆有文，最富靈性的人處其間，當然也有文。這種由天地萬物之文推演及人文的理路，就其思想情懷而言，就是一種深廣的宇宙情懷。就其思維方式來說，孟子“仁”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古代文論的“物感說”。如：“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龍·物色篇》）一葉一蟲，清風明月，白日春林，四季物候，都能引起作家的生命感動，與圣人恩及萬物，情同萬物，不也是同一思維路向嗎？

孟子以“禮”作為“大丈夫”的重要品格，他所謂的“禮”是指“以義匡君”，不為“非禮之禮”（《孟子·離婁下》）。儒家認為，禮可以調節(jié)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小至父子家庭，大至君臣國家，都可以靠禮來維系。禮義興則家旺國治，反映到文學倫理上，就要求文學也要發(fā)揮文學的應有功用。受此影響，后世文論認為，文學對社會倫理要有調節(jié)功能。《毛詩序》：“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孟子主張，“大丈夫”要行“大道”，何謂“大道”呢？朱熹注曰：“大道，義也。”在孟子看來，“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這就涉及義利之辨這個人生根本取向的問題了。孟子認為，“義”是決定言行的唯一取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甚至主張“舍生取義”（《孟子·告子上》）。

二、得志與不得志。關于孟子“大丈夫”說第二個層面的內涵，朱熹集注云：“與民由之，推其所得于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于己也。”關于仕途窮達及人生出處，孟子在另一段話里表達得更為清楚：“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這兩段話對后世文人面對仕途窮達時的人生抉擇影響可謂深遠。

文人志得意滿，自然張口天下，落筆蒼生，儼然以指點江山、舍我其誰自許。而當仕途失意之時，則易生百態(tài)，所以“達則兼濟天下”相對容易，“窮則獨善其身”則難。在仕途上，孟子自己就是一個不遇之人，他的人生抉擇對后世大多數(shù)懷才不遇的文人來說，更具有典范意義。東漢王充就把孔、孟都當作“君臣不遇”之人：“或以賢圣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于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論衡·逢遇》）文人多有懷才不遇之嘆，發(fā)之文字，往往成為千古絕唱。于是后世文論有“發(fā)憤著書”“不平則鳴”“窮而后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等文論話語。

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盡心上》）孟子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各種歪理邪說滿天下，只有抵制各種“邪說”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所以自己要站出來為道義辯解。這是一個大丈夫有社會責任感的體現(xiàn)。元代陳繹曾撰《文式》說：“孟子之辯，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點出孟子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孟子思辨求真的精神成為中國文化的理性基因，深遠地影響著中國士人特別是古代文論家們的處世態(tài)度和擔當精神。后世文人之所以較多地繼承子學傳統(tǒng)，與歷代文人的人生定位有關。中國古代的文人士子歷來把文學當作經(jīng)國之大業(yè)，有天下大事舍我其誰的自信心和責任感，立德、立功、立言是他們的人生目標。劉勰說：“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龍·序志篇》）

三、三“不能”。孟子“大丈夫”說第三個層面的內涵，我們暫且稱之為“三不能”精神。朱熹集注云：“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jié)也。屈，挫其志也。”孟子的“三不能”說對后世文人保持赤誠之心、堅守高貴節(jié)操和高遠志向有深遠影響。

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孟子還主張做人做事要“誠”：“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赤誠之心”即真心，要求內外統(tǒng)一、表里如一，這跟后世文論有許多相通之處，如李贄就提出“童心說”。這一主張對后世文論影響很大，王充、劉勰等人均受其影響。王充《論衡》提出“實誠說”：“圣人作經(jīng)，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王充認為，圣賢所作皆實誠之作，不空為妄作。劉勰《文心雕龍》多處討論作家作品的內在聯(lián)系，力主人品與文品統(tǒng)一。《宗經(jīng)》篇提出“文以行立，行以文傳”，說明文章和作家品行修養(yǎng)的密切關系。《情采》篇提出“文質附于性情”“辯麗本于情性”，也就是說，外在的文辭要以內在的情性為根本依托，如果外在的“言辭”與內在的“志”不一致，這樣的文章是不足取的。古代文論提出“詩出于人”“詩為心聲”“文如其人”等說法就是這一觀點的延續(xù)。

孟子對氣節(jié)、節(jié)操的崇尚，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精神品格和思想境界。后世文壇士子更不乏“不移節(jié)”“不屈志”的傳統(tǒng)。從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到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揚子江》），從東林黨人到戊戌六君子，儼然形成一脈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tǒng)。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仁心”為根本，以“大道”為正路，仕途窮達不離道，富貴貧賤甚至生死都不改操守，極大地挺立了中國士人的精神品格，提升了中國文化包括文論的精神境界。

（作者：吳中勝，系贛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