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塵世的熱鬧與荒涼、生命的凋零與繁華，在沉默的大多數中寫出自己內心的聲音，在平庸的生活里寫出情感的深度，是文學的本質力量。

困境是整體性的，但我們還是愿意看到獨特的、真實的，能夠給我們以光照，更接近真正的人的文學，這是作家這一職業惟一的尊嚴和價值所在。

我們期待從小說中讀到怎樣的現實生活？寫作者如何呈現文學的理想性？現實生活非常復雜，書寫時代的發展與進步是現實，看到社會的弊端和亂象也是現實。無限放大任何一端，都會偏離現實主義文學的真實性要求。而某種意義上，真實性是理想性的基礎。真實呈現生活，是現實性的一個方面；在客觀表現之上，還有主觀判斷，寫作者如何看待時代、生活，包括歷史，同樣非常重要。至于以怎樣的形式去表達，其實沒有高下之分。虛構文學并不比非虛構文學距離生活更遠，如果非虛構只是呈現生活表象，而虛構文學能夠以巨大的思想能力深刻揭示時代本質，顯然距離真實就會更近。

長篇小說的現實主義書寫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在今天卻很有意義。百年新文學長篇小說創作主流就是現實主義，從1933年作為現代長篇小說成熟標志的茅盾《子夜》，到2018年影響廣泛的李洱《應物兄》，都可以看成是現實主義經典文本。至于新文學史上的人生現實主義、主觀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哪一種與批判現實主義中的現實，與每一代人經歷的現實生活更加契合，不同的作家學者顯然會有不同的理解。

從每年數千部長篇小說中梳理出寫作者的現實觀并不容易，何況很多寫作者并沒有觀念的自覺。學者基于長篇小說創作與發展整體，總結歸納每一個歷史階段現實主義的表現形式，其實是一個披沙揀金的過程，是以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為依據的。所以我們看到的文學史，是書寫的文學史；我們看到的現實主義發展演變軌跡，是學者參與的現實主義書寫。在這個話題的延長線上，還包含著對現實主義自身的追問。

作家能否真實記錄自己的時代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一切，在未來都會成為歷史。作為歷史的記錄者，作家書寫現實生活，首先需要正確的歷史觀。在歷史視野下，看取眼前的生活，才會對時代變遷有更準確的判斷和合理的解釋。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話語方式，寫作者被包含其中，從自我的生存推己及人，傳遞的往往是借助個體而抵達整體或是類別的思想。當然，現實主義標舉的理念符號，在社會學范疇內，習慣于把人和生活放置在壓抑與反抗二維之上，反抗現存秩序、生存境遇和不可知的所謂命運。對個體而言，在個性解放、民族解放、家國解放的宏大語境中，其實始終缺乏感性存在的獨特性。

那么，面對光怪陸離的世界，作家到底應該為我們提供什么？是服膺于真實，對現實生活的精確白描；還是越過局部表象，給出整體性的世界認知；或是回到個體最根本性的生命現實，不僅寫出體驗層面的自我感知，還要寫出意識層面的普遍理解，回應個體的生存疑問和時代提出的任何質疑？顯然，這不是一個容易給出標準答案的問題。我們希望文學作品不僅能提供生活細節和質感，還能夠提供對生活的思考和判斷。當然，這些或許都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在絕大部分作品中既看不到思想，也看不到生活。

我們今天面對的生活，與巴爾扎克、左拉、托爾斯泰等任何一位現實主義大師為我們提供的現實，顯然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時空距離、觀察生活的角度、寫作者持有的世界觀，都有著諸多差異。每一個寫作者對于本民族的歷史、當下的時代，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都會有自己的認知。以新時期以來40年長篇小說創作為例，優秀的現實主義小說既具有歷史敘事的多樣性，也包含對現實生活不同維度的觀照、追蹤和回溯。

對于鄉土中國歷史、民族歷史的書寫，如《古船》《生死疲勞》《活著》《古爐》《額爾古納河右岸》等，遠比現實題材要影響深遠。也就是說，寫作者更擅長以不同路徑切近歷史，卻很難有效地表達對當下生活的把握。這其中有多重原因。從社會倫理學角度，作家需要對社會轉型期動蕩不安的人心有更深入的觀察和了解；理論上的人道主義和現實困境，后工業時代人的異化和智能時代AI的人性化，都是不斷出現的新挑戰。文學無論是作為社會批判的武器，還是理想建構的引導，都基于人的解放的內在價值理性。正如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面對經濟下行帶來的生存壓力、環境污染帶來的生態惡化、貧富差距拉大、精神生活匱乏等等，都需要作家具有更強大的內驅力，不被某些力量同化或異化，始終保持對生活和生命的熱愛，以及直面現實的勇氣。我們常常討論文學表現生活的廣度、思考生活的深度，那么，生活的邊界在哪里，思想的深度又在哪里，寫作者以哲學眼光、歷史眼光或是純粹個人體驗式眼光去做出闡釋和判斷，都不必然帶來新的審美經驗。

近年來，影響比較大的現實題材長篇小說諸如《我不是潘金蓮》《第七天》《春盡江南》《極花》《王城如海》等等，在表現當代中國現實時各有側重，無論是正面強攻，還是側面迂回、背后包抄，大抵都是以問題意識作為敘事基礎的。作家們經歷不同，關心的生活領域也有差異，有的更關注農村問題，包括留守兒童、征地、污染、鄉村選舉、空心村、拐賣婦女、鄉村倫理、后工業時代的自然主義等話題；有的關注城市文明進程以及城市化帶來的心理生理改變、普遍的精神危機，新頹廢主義、空間美學、人際倫理，新時代的偶像崇拜和集體夢想等話題；有的關注國際視野下跨文化生存的多樣性，價值觀的多元、文化沖突、代際沖突、全球化以及資本主導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和改變等話題。一方面，我們正在經歷現代民族國家和高度現代化的達成過程；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面對這一過程中所有的考驗和不適。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制度變遷、資源分配和觀念裂變，帶來了諸多社會公共問題。寫作者介入生活的方式不同，對現實的理解也各有情懷。我們期待作家提供新的生活樣態，表現人心的深邃和幽微，而對于司空見慣、習焉不察的一切，更希望看到作家對其有所發現，這是一種參與式的、代入式的，或者探索式的閱讀期待。寫作者在生活現場，還是不在，能否寫出現實帶來的驚異、恐懼、懷疑、感傷、追問、探索和成長，能否真實記錄下這個時代的聲音色調、內在機理、個體創傷和痛楚，都是現實主義的題中之意。

作家的獨立思考與文學的理想性

寫作不是生活實錄，錄像也有題材、角度、畫外音等藝術要求，寫作呈現得更豐富，也更深入，重要的是寫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參與。我們不可能活在一個抽象的精神世界里，不可能逃避現實對我們的修飾和注目，也不可能完全反抗現實對我們的禁閉和改造。關于現實和現實主義的關系，波拉尼奧提倡現實以下主義，期待以此激發年輕人對生活和文學的熱愛。至于現實以上主義，目的在于現實之中的自救和超越，倡導去世俗化，摒棄某些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和人生的庸碌，在形而上的路上對自我和世界進行探索，拒絕與現實交叉感染，活在現實以上平行感受。

現實題材寫作聚焦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小人物遭遇的社會不公、人的社會境遇，社會關系的聚合與離散等，人道主義立場決定了這樣的寫作對于歷史真實和現實真實的堅持。盡管我們常說，作家不負責找出問題的根源，不負責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有意義的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對于意義的追求，即把有效的表達從大量無意義的事件中剝離出來，賦予其敘事意義。新即物主義主張精確呈現生活細節：“攝影對生命的表現極強，而且需要觀察正確事物的眼睛。為此，并非根據敷衍的過程和操作方法，而是必須運用純凈的攝影術才行。”這是一種自然主義。作家不需要以紀錄片和非虛構的方式，才能夠走進生活現場，賦予生活原生態審美。能夠深刻表現現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關鍵在于寫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情感深度。就像格非談到青年作家鄭執、班宇和雙雪濤時說，“為什么在東北同時出現了這么多高水平的寫作者，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話題，東北老工業基地它最后的式微，它的衰落，整個的集體主義留下來的資產饋贈，這些青年寫作者會經歷到這種文化上的，我把它稱為文化幻覺的東西，他們打破這些，一下子就讓人看到生存的質地。”這就是現實主義。

破敗的工廠、倒塌的村舍、荒蕪的土地、浮躁的人心，以及不斷爆發的公共事件，如學生食堂飯菜霉變、化工廠爆炸造成大量傷亡、山火導致大批消防員犧牲等等，我們經歷的這一切有多么殘酷，對作家的考驗就有多么嚴峻。生活充滿戲劇感，現實主義寫作反戲劇性，以嚴肅理性的態度面對種種荒誕的真實，不是簡單還原生活，而是賦予生活以意義。忠實于生活和內心的記錄與思考，更接近我們想要的文學。當然，技術越成熟，越容易對生活做出抽象的歸納和整合，這種經過觀念整合的生活，展開后可以看到更廣闊的存在。本質主義的表達和自然主義的呈現并不是絕對的相互矛盾，對生活現象的過度羅列會淹沒作家的主體意識，過分復雜的隱喻象征同樣會抽空生活的血肉。在時代表象背后，有著命運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有著合理的社會邏輯與反邏輯，有需要被撫慰的屈辱與被照亮的幽暗，還有文學始終在守護的尊嚴、正義和活下去的信心。

所謂時代鄉愁，是因為個體的精神迷茫，不僅是知識分子面對理想與現實種種落差的困擾，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的分裂。當我們不能成為時代的獨立發聲者，實際上就等于放棄了理想性追求。面對生活現實，作家如何能真實冷峻地進行書寫？一味的懷舊，很容易染上都市懷鄉病的虛假癥候。黃詠梅評述安慶小說《在荒蕪小徑上走出內心的繁榮》時談到：“現實主義一直潛伏在我們的現實里，就像一個故事，一個看不見的規則，隱形地籠罩著文學。”孟繁華在《寫出人類情感深處的善與愛》一文中說：“文學的情義危機，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無論是鄉土文學還是城市文學，人性之惡無處不在彌漫四方。貧窮的鄉村幾乎就是惡的集散地……以都市文明為核心的新文明在構建的過程中，能夠看到的只有欲望和惡。……這種程式化、概念化的寫作，不是來自作家對當下生活真正的疼痛，而完全是一種主觀臆想，這些作品的編造之嫌是難以辯白的。”寫出塵世的熱鬧與荒涼、生命的凋零與繁華，在沉默的大多數中寫出自己內心的聲音，在平庸的生活里寫出情感的深度，是文學的本質力量。

生活經常拒絕我們，慣用的說法是太不現實了。一方面我們活得太現實，一方面又總是不甘現實。我們今天討論現實主義，已經發生了太多變異，樂觀主義者不是基于現實批判，而是由現實而理想，樂于正面書寫這個時代；悲觀主義者不是拒絕現實，而是以理想觀現實，無法認同接受這個時代。這些討論對于創作本身和理論推進，其實意義不大，如果試圖以此糾正那些形式主義創作或唯美主義傾向，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現實主義題材抑或即物主義書寫，并不是文學惟一的路徑。文學早已不是社會發展的指南，連闡釋者都不合格，每年近萬部長篇小說大都與生活、與現實、與藝術、與理想毫不相關。文學不是人的精神逃逸之門，也不是解決社會病態的良方。文學越來越小眾，真的是無法回避的事實。困境是整體性的，但我們還是愿意看到獨特的、真實的，能夠給我們以光照，更接近真正的人的文學，這是作家這一職業惟一的尊嚴和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