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了作品譯介時代、文學史研究時代和作家+作品研究時代，如果查閱申丹和王邦維總主編的《新中國60年外國文學研究》，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特別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外國文學研究進入了文學理論研究時代。譯介外國文學理論的系列叢書大量出版，如“知識分子圖書館”系列和“當代學術棱鏡譯叢”系列等。在大學的外國文學課堂使用較多、影響較大的教程中，中文的有朱立元主編的《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英文的有張中載等編的《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讀》和朱剛編著的《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批評理論》。這些書籍所介紹的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理論，以《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讀》為例，包括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批評、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理論、后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等。

十多年之后，這些理論大多已經被我國的學者消化、吸收，并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廣泛應用。有人說，外國文學研究已經離不開理論，離開了理論的批評是不專業、不深刻的印象主義式批評。這話正確與否，我們不予評論，但它至少讓我們了解到理論在外國文學研究中的作用和在大多數外國文學研究者心中的分量。許多學術期刊在接受論文時，首先看它的理論，然后看它的研究方法。如果沒有通過這兩關，那么退稿即是自然的結果。在學位論文的評閱中，評閱專家同樣也會看這兩個方面，并且把它們視為論文是否合格的必要條件。這些都促成了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理論時代的到來。我們應該承認，中國讀者可能有理論消化不良的問題，可能有唯理論馬首是瞻的問題。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中，理論和概念可能會被生搬硬套地強加于作品，導致“兩張皮”的問題。但是，總體上講，理論研究時代的到來是一個進步，是一個值得我們去探索和追尋的方向。

一

如果說“應用性”是我們這套“外國文學研究核心話題系列叢書”（以下簡稱“叢書”）追求的目標，那么我們應該仔細考慮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我們應該如何強化理論的運用，它的路徑和方法何在？第二，我們在運用西方理論的過程中如何體現中國學者的創造性，如何體現中國學者的視角？我們先看第一個問題。十年前，當人們談論文學理論時，最可能涉及的是某一個宏大的領域，如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批評等。而現在，人們更加關注的不是這些大概念，而是它們下面的小概念，或者微觀概念，比如互文性、主體性、公共領域、異化、身份等等。原因是大概念往往涉及一個領域或者一個方向，它們背后往往包含許多思想和觀點，在實際操作中有尾大不掉的感覺。相反，微觀概念在文本解讀過程中往往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在分析作品時能幫助人們看到更多的意義，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人物、情節、情景，以及這些因素背后的歷史、文化、政治、性別緣由。

在英國浪漫派詩歌研究中，這種批評的實例比比皆是。比如莫德·鮑德金（MaudBodkin）的《詩中的原型模式：想象的心理學研究》（ArchetypalPatternsinPoetry:PsychologicalStudiesofImagination）就是運用榮格（CarlJung）的原型理論對英國詩歌傳統中出現的模式、敘事結構、人物類型等進行分析。在榮格的理論中，“原型”指古代神話中出現的某些結構因素，它們已經扎根于西方的集體無意識，在從古至今的西方文學和儀式中不斷出現。想象作品的原型能夠喚醒沉淀在讀者無意識中的原型記憶，使他們對此作品作出相應的反應。鮑德金在書中特別探討了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古水手吟》（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的“重生”和《忽必烈汗》（KublaKhan）中的“天堂地獄”等敘事結構原型（Bodkin：26—89），認為這些模式、結構、類型在詩歌作品中的出現不是偶然，而是自古以來沉淀在西方集體無意識中的原型在具體文學作品中的呈現（90—114）。同時她也認為，不但作者在創作時毫無意識地重現原型，而且這些作品對讀者的吸引也與集體無意識有關，他們不由自主地對這些原型作出了反應。

在后來的著作中，使用微觀概念來分析具體文學作品的趨勢就更加明顯。大衛·辛普森（DavidSimpson）的《華茲華斯的歷史想象：錯位的詩歌》（Wordsworth’sHistoricalImagination:ThePoetryofDisplacement）顯然運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它凸顯的關鍵詞是“歷史”，即用社會歷史視角來解讀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Word?sworth）。在“緒論”中，辛普森批評文學界傳統上將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對立，將華茲華斯所追尋的“孤獨”和“自然”劃歸到私人領域。實際上，他認為華氏的“孤獨”有其“社會”和“歷史”層面的含義（Simpson：1—4）。辛普森使用了湖區的檔案，重建了湖區的真實歷史，認為這個地方并不是華茲華斯的逃避場所。在湖區，華氏理想中的農耕社會及其特有的生產方式正在消失。圈地運動改變了家庭式的小生產模式，造成一部分農民與土地分離，也造成了華茲華斯所描寫的貧窮和異化。華茲華斯所描寫的個人與自然的分離以及想象力的喪失，似乎都與這些社會的變化和轉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84—89）。在具體文本分析中，歷史、公共領域、生產模式、異化等概念要比籠統的馬克思主義概念更加有用，更能產生分析效果。

奈杰爾·里斯克（NigelLeask）的《英國浪漫主義作家與東方：帝國焦慮》（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Anxieties of Empire）探討了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的“東方敘事詩”中所呈現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阿拉斯特》（Alastor）和《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Unbound）中所呈現的印度，以及托馬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ey）的《一個英國癮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nglishOpium-Eater）中所呈現的東亞地區的形象。他所使用的理論顯然是后殖民理論，但是全書建構觀點的關鍵概念“焦慮”來自心理學。在心理分析理論中，“焦慮”常常指一種“不安”“不確定”“憂慮”和“混亂”的心理狀態，伴隨著強烈的“痛苦”和“被攪擾”的感覺。里斯克認為，拜倫等人對大英帝國在東方進行的帝國事業持有既反對又支持、時而反對時而支持的復雜心態，因此他們的態度中存在著焦慮感（Leask：2—3）。同時，他也把“焦慮”概念用于描述英國人對大英帝國征服地區的人們的態度，即他們因這些東方“他者”對歐洲自我“同一性”的威脅而焦慮。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批評實踐，是用批評理論進行文本分析，那么拉曼·塞爾登（RamanSelden）的《實踐理論與閱讀文學》（Practis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一書值得我們參考借鑒。該書是他先前的《當代文學理論導讀》（AReader’sGuideto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的后續作品，主要是為先前的著作所介紹的批評理論提供一些實際運用的方法和路徑，或者實際操作的范例。在他的范例中，他凸顯了不同理論的關鍵詞，如關于新批評，他凸顯了“張力”“含混”和“矛盾態度”；關于俄國形式主義，他凸顯了“陌生化”；關于結構主義，他凸顯了“二元對立”“敘事語法”和“隱喻與換喻”；關于后結構主義，他凸顯了意義、主體、身份的“不確定性”；關于新歷史主義，他凸顯了主導文化的“遏制”作用；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他凸顯了“意識形態”和“狂歡”。

雖然上述系列并不全面，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概念的數量和種類都可能要超過它，但是它給我們的啟示是：要進行實際的批評實踐，我們必須關注各個批評派別的具體操作方法，以及它們所使用的具體路徑和工具。我們這套“叢書”所凸顯的也是“概念”或者“核心話題”，就是為了實際操作，為了文本分析?！皡矔彼珜懙摹昂诵脑掝}”共分5個子系列，即“傳統·現代性·后現代研究”、“社會·歷史研究”、“種族·后殖民研究”、“自然·性別研究”、“心理分析·倫理研究”，每個子系列選擇3—5個核心的話題，分別撰寫成一本書，探討該話題在國內外的研究脈絡、發展演變、經典及原創研究案例等等。通過把這些概念運用于文本分析，達到介紹該批評派別的目的，同時也希望展示這些話題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的作用。

二

中國的視角和中國學者的理論創新和超越，是長期困擾國內外國文學研究界的問題，這不是一套書或者一個人能夠解決的。外國文學研究界，特別是專注外國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有人甚至批評說，國內研究外國文學理論的人好像有很大的學問，其實僅僅就是“二傳手”或者“搬運工”，把西方的東西拿來轉述一遍。國內文藝理論界普遍存在著“失語癥”。這些批評應該說都有一定的道理，它警醒我們在理論建構方面不能無所作為，不能僅僅滿足于譯介西方的東西。但是“失語癥”的原因究竟是因為我們缺少話語權，還是我們根本就沒有話語？這一點值得我們思考。

我們都知道，李澤厚是較早受到西方關注的中國現當代本土文藝理論家。在美國權威的文學理論教材《諾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第二版中，李澤厚的《美學四講》（FourEssaysonAesthetics）中的“形式層與原始積淀”（“The StratificationofFormandPrimitiveSedimentation”）成功入選。這說明中國文藝理論在創新方面并不是沒有話語，而是可能缺少話語權。概念化和理論化是新理論創立必不可少的過程，應該說老一輩學者王國維、朱光潛、錢鍾書對“意境”的表述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論化的；更近時期的學者葉維廉和張隆溪對道家思想在比較文學中的應用也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論化的。后兩者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要在國際上產生影響力，可能還需要有進一步的提升，可能也需要中國的學者群體共同努力，去支持、跟進、推動、應用和發揮，以使它們產生應有的影響。

在翻譯理論方面，我國的理論創新應該說早于西方。中國是翻譯大國，二十世紀是我國翻譯活動最活躍的時代，出現了林紓、傅雷、卞之琳、朱生豪等翻譯大家，在翻譯西方文學和科學著作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在中國翻譯家提出“信達雅”的時候，西方的翻譯理論還未有多少發展。但是西方的學術界和理論界特別擅長把思想概念化和理論化，因此有后來居上的態勢。但是如果仔細審視，西方的熱門翻譯理論概念如“對等”“歸化和異化”“明晰化”等等，都沒有逃出“信達雅”的范疇。新理論的創立不僅需要新思想，而且還需要一個整理、歸納和升華的過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概念化和理論化。曹順慶教授在比較文學領域提出的“變異學”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我個人認為，它有可能成為中國學者的另一個理論創新。

理論創新是一件重要而艱難的事情，最難的創新莫過于思維范式的創新，也就是托馬斯·庫恩（Thomas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中所說的范式（paradigm）的改變。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日心說”是對傳統的和基督教的宇宙觀的全面顛覆，達爾文（CharlesDarwin）的“進化論”是對基督教的“存在的大鏈條”和“創世說”的全面顛覆，馬克思（KarlMarx）的唯物主義是對柏拉圖（Plato）以降的唯心主義的全面顛覆。這樣的范式創新有可能完全推翻以前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從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識體系。?？拢∕ichelFoucault）在《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中將“范式”稱為“范型”或“型構”（épistémè），他認為這些“型構”是一個時代知識生產與話語生產的基礎，也是判斷這些知識和話語正確或錯誤的基礎（Foucault：xxi—xxiii）。能夠改變這種“范式”或“型構”的理論應該就是創新性足夠強大的理論。

任何創新都要從整理傳統和閱讀前人開始，用牛頓（IsaacNewton）的話來說，就是“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些，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略浱岢隽恕叭俺ㄒ曋髁x”（panopticism）的概念，用來分析個人在權力監視下的困境，在國內的學位論文中得到比較廣泛的應用，但是這個概念來自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杰里米·邊沁（JeremyBentham）；福柯還提出了一個“異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用來分析文化差異和思維模式的差異，在中國的學術界也很有知名度，但這個概念是由“烏托邦”（utopia）的概念演化而來，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和十六世紀的英國作家托馬斯·莫爾（SirThomasMore）。雅克·拉康（JacquesLacan）對“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分析曾經對女性主義和文化批評產生過很大影響，但是它也是對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心理分析的改造，可以說是后結構主義語言觀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巧妙結合。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的“政治無意識”（politicalunconscious）概念常常被運用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中，但是它也是對馬克思和路易·阿爾都塞（LouisAlthusser）的“意識形態”（ideology）理論的發展，可以說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和心理分析的巧妙結合。甚至文化唯物主義和新歷史主義批評的兩個標志性概念“顛覆”（subversion）和“遏制”（containment）也是來自別處，很有可能來自福柯、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或其他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雖然對于我們的時代來說，西方文論的消化和吸收的高峰期已經結束，但對于個人來說，消化和吸收是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

在經濟和科技領域也一樣，人們也是首先學習、消化和吸收，然后再爭取創新和超越，這就是所謂的“彎道超車”。高鐵最初不是中國的發明，但是中國通過消化和吸收高鐵技術，拓展和革新了這項技術，使我們在應用方面達到了世界前列。同樣，中國將互聯網技術應用延伸至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線上支付等領域，使中國在金融創新領域走在了世界前列。這就是說，創新有多個層面、多個內涵。可以說，理論創新、方法創新、證據創新、應用創新都是創新。從0到1的創新，或者說從無到有的創新，是最艱難的創新，而從1到2或者從2到3的創新相對容易一些。

我們這套“叢書”也是從消化和吸收開始，兼具學術性、應用性：每一本書都是對一個核心話題的理解，既是理論闡釋，也是研究方法指南?！皡矔敝械拿恳槐净径甲裱缦陆Y構。1）概說：話題的選擇理由、話題的定義（除權威解釋外可以包含作者自己的闡釋）、話題的當代意義。如果是跨學科話題，還需注重與其他學科理解上的區分。2）淵源與發展：梳理話題的淵源、歷史、發展及變化。作者可以以歷史階段作為分期，也可以以重要思想家作為節點，對整個話題進行闡釋。3）案例一：經典研究案例評析，精選1—2個已有研究案例，并加以點評分析。案例二：原創分析案例。4）選題建議、趨勢展望：提供以該話題視角可能展開的研究選題，同時對該話題的研究趨勢進行展望。

“叢書”還兼具普及性和原創性：作為研究性綜述，“叢書”的每一本都是在一定高度上對某一核心話題的普及，同時也是對該話題的深層次理解。原創案例分析、未來研究選題的建議與展望等都具有原創性。雖然這種原創性只是應用方面的原創，但是它是理論創新的基礎?！皡矔敝荚谠鰪娧芯可湍贻p學者對核心話題的理解和應用能力，進一步擴大知識分子的學術視野?！皡矔钡某霭媸沁B續性的，不指望一次性出齊，隨著時間的推移，數量會逐漸上升，最終在規模上和質量上都將成為核心話題研究的必讀圖書，從而打造出一套外國文學研究經典。

“叢書”的話題將凸顯文學性：為保證“叢書”成為文學研究核心話題叢書，話題主要集中在文學研究領域。如果有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領域話題入選，那么它們必須在文學研究領域有相當大的應用價值；對于跨學科話題，必須從文學的視角進行闡釋，其原創案例對象應是文學素材。

“叢書”的子系列設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分類常常有一定的難度，常常有難以界定的情況、跨學科的情況、跨類別的情況，但考慮到項目定位和讀者期望，對“叢書”進行分類具有相當大的必要性，且要求所分類別具有一定體系，分類依據也有合理解釋。

在西方，著名的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在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陸續出版了一套名為“新聲音”（NewAccents）的西方文論叢書，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這個系列一直延續了三十多年，出版了大量書籍。我們這套“叢書”也希望能夠以不斷積累、不斷摸索和創新的方式，為中國學者提供一個發展平臺，讓優秀的思想能夠在這個平臺上呈現和發展，發出中國的聲音?！皡矔毕Ｍ麨榇蛟熘袊膶W術思想和學術派別、展示中國的視角和觀點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