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詞的概括：青春

此刻是北京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紫禁城外的護城河和北海橋下的流水，早已凝冰如鏡，東西皇城根沿街的古槐，把鐵也似的枝杈刺向霧靄沉沉的京城天空。此刻，窗外是2018年僅剩的幾個最后的日夜。時間告訴我們，2019年的第一個黎明就要降臨這個古老又年輕的舊日的皇城。距今一百年前的中國，雖有一場推倒帝制的革命，依然未曾改變這個古老國度的悲劇命運。“一戰”結束的巴黎和會，帶來的是喪權辱國的不幸和由此激發的抗爭。于是爆發了著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北京大學師生為引導的抗議隊伍從民主廣場出發，走向天安門。

這原是一場因外交失敗而導致的救國運動，隨著運動的深入，終于轉向一場內容更為廣泛的旨在改變中國命運的革故鼎新的新文化和新文學革命。“五四”的意義是常說常新的，百年之后我們回望，對于這場內容廣泛、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的概括，可以是一部史，可以是一本書，也可以是一篇長文。因為“五四”的意義不僅是常說常新的，而且也是一言難盡的。然而，我更愿意用最簡單的方式為它總結，若是多個詞，可能是：批判、革新、創造；若是兩個詞，可能是：科學、民主；若是一個詞，那只能是：青春。

“青春”的吁求始于近代。我們不妨把目光回溯到晚清和民國初年，兩次鴉片戰爭，割地賠款，北京陷落，帝后出走。新文學的背景是國家極度貧弱，民智嚴重滯后，喚醒民眾，振興國運，自強，啟蒙，乃是當年第一要義。黑暗沉沉中，一批先賢之士，心中，眼底，升起的卻是一派明媚的春光：“春日載陽，東風解凍。遠從瀛島，反顧祖邦，肅殺郁滯之氣，一變而為清和明媚之象矣”，這是一種無望中的希望，一種想象的祈求：“青春之我，我之家庭為青春之家庭，我之國家為青春之國家，我之民族為青春之民族”，“其變者青春之進程，其同者無盡之青春也”（李大釗：《青春》）。

從“少年中國”到“青春中國”

這是一個夢想。這是在一片肅殺之氣中想象明媚之春日，處身于“古老中國”而于夢境中想象和祈求“少年中國”的訴求。《少年中國說》為梁啟超的一篇名文。在文中梁啟超駁斥當時歐美和日本稱呼中國為“老大帝國”說。任公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國在。（梁啟超：《少年中國說》，原刊1900年2月10日《清議報》，第35冊）說是“駁斥”，未必妥切，只能是一種“愿景”的表達。“少年中國”是他的一個祈愿，一個夢想。他是立論于“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的差別，他寧取后者而棄前者，他認為這道理“人固有之，國亦宜然”。若國是“待死之國”，民是“待死之民”，是不足取的：“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這位中國維新運動的先驅者，他的關于未來中國的夢想，以詩意的表述傾注在這篇文字之中。“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唯思既往故生留戀心，維思將來故生希望心。唯留戀也，故保守，唯希望也，故進取，唯保守者故永舊，唯進取者故日新。”文章的末了，他還賦以熱情的頌歌：天載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有趣的是任公行文至此，尚不盡興，又綴有“附識”：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口授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而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不僅是梁啟超，當年的先驅者總是滿懷著通過文學的普及以達到建立新社會的理想。這是陳獨秀的“宣告”：

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頭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建政治上、思想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壞的環境。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丑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于消失。（陳獨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7卷1號，1919年12月1日）

他幾乎把所想到的一切美好的詞語，通通堆積在一處了。這種關于青春與夢想的理念，不免顯得有點空泛，但最終還是落實到中國新文學的實踐之中。陳獨秀辦青年雜志，“青年”還不夠，最后加上了“新”；“五四”誕生的現代文學，“現代”還不夠，還要置換一個詞：“新”。魯迅說“北大常為新的”，強調的是這所大學的日新又新。其實在先驅者心目中，如今的中國不論其積重有多大多深，它總應當是“新”的。現代史上出現的新文學，是呼喚青春的文學。從“少年中國”到“青春中國”，始終是五四新文學的主題和追求。

絕望中尋求希望

近代以來，由于中國國勢艱危，志士仁人上下求索，救國無門，終于想通過文學之革新，以達強國新民之目的。梁啟超很早就感到小說與群治之間緊密的甚至是直接因果的關系。他的著名論斷：“欲新一國之民，必自新小說始”，很鼓舞了中國新文學的試驗和實踐。究其實，文學原本是“無用之物”。文學不會生產什么具體的物質，但文學生產無形的思想和精神。當人們處于絕望之中，文學以豐富的想象，優美的文字，鮮明的旨歸，給人們帶來希望。文學以夢境充實了現實的空虛。

所以從根本上說，文學是做夢的事業。文學的責任除了以具象的方式再現現實的情景，最終是通過鮮明生動的人物和事件為人們指出前行的道路。青春，加上夢想，這是我給予文學的一種最簡單的定義和解釋。五四新文學運動距今已有百年，但它的精神是長青的和永遠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五四”誕生的新文學，是絕望中尋求希望的文學，是面對絕路而尋求出路的文學。憂患產生追求的熱情，再造的熱情，文學的想象的前方是通透的光明，而它的背后和此刻，卻是巨大的和無邊的黑暗。

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代人，他們要掀開這沉重的一頁，他們要創造光明的文學和光明的中國。他們于是扛起了黑暗的閘門，他們要創造光明。中國新文學一開始就不是輕松的，揭開它的外觀，內里是斑斑血痕和淚水，感傷是它的底色。那一代人倡導新文學是為了應對嚴重的家國憂思，他們從傷口的外層向深處解剖，直抵人的內心；由現實的困頓轉向國民心態的改造與批判。中國新文學是一本厚重的大書，厚重造成敘說的難度。為此，我更愿意從個人閱讀的角度進入它的意義。

在“五四”的光影中

這是我一個人的文學史。我少年時代就開始閱讀新文學的書。那時我不懂、甚至也不喜歡舊文學。少年時代我不看連環畫，也不讀武俠小說。我只熱衷于讀新文學的書。我是“五四”的乳汁喂大的孩子。我不懂憂患，卻從文學作品中學會了感傷。我的悲哀以及幻想、我的看似與生俱來的家國憂思幾乎就是新文學教會的。

魯迅筆下的阿Q，他的愚鈍與悲劇的人生，我能依稀地理解。我慢慢讀懂了魯迅的深沉與尖銳。他把五千年的中國史翻給我們看，翻來翻去，都是“吃人”兩個字。我很早就理解了這個“狂人”，閱讀催我早熟。魯迅從為父親抓藥到寫《藥》，他把家庭的苦難放大到整個民族的苦難，他把普通人肉體的傷痕，上升到民族靈魂的積痼，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為那些表情麻木的“看客”而內心流血，他最后毅然棄醫從文的經歷，都讓我深深感動。

我從魯迅開始似懂非懂地閱讀，讀到郁達夫的《沉淪》，又不懂了。沒關系，繼續讀。但巴金還是懂的，我把“激流三部曲”當成自己的啟蒙讀物。我和初中的幾位同學組織讀書小組，集體閱讀巴金的《家》，我們仿佛就是書中的人物：覺新的順從、覺民和覺慧的抗爭，我希望自己是不順從而為自己命運抗爭的人。我隱隱地感到中國的沉重，這種感覺壓得我透不過氣。

我是那樣真誠地感謝新文學的先行者，他們教我的不僅是文學，不僅是真、善、美，正義和人性，而且是整個的人生的啟蒙。那一代作家，寫的就是自己的人生，他們為“革命”理想，甚至犧牲自己的愛情乃至生命。年輕的寫了《孩兒塔》的殷夫，就是這樣的青年。他放棄了戀愛，他選擇了為理想而獻身。魯迅為他寫過沉重的文字。不僅小說，所有的五四新文學，都是我人生的教科書。曹禺的劇本，他的《日出》就是一曲告別黑暗，迎接光明的沉重、悲情而又激昂的頌歌。書前的引語許多來自《圣經》：“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劇本的最后更預示了作家對于將來的眺望：

由外面射進來滿屋的太陽，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

砸夯的工人們高亢而洪壯地合唱著《軸歌》，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聲音傳到觀眾的耳里是一個大生命浩浩蕩蕩地向前推，向前進，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 （曹禺：《日出》）

狂飆突進的年代，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滿載著新世界明亮耀眼的陽光。當然更有詩歌，郭沫若是代表一個時代的詩人，女神之再生，鳳凰涅槃，天塌地陷的時代，他要拋棄“舊皮囊”，要裝進新鮮的酒漿，要用五彩石補那漏了的天空。永生的鳳凰哀嘆著“五百年來的眼淚傾瀉如瀑，五百年來的眼淚淋漓如燭”，它們質問：

我們年輕時候的新鮮哪兒去了？

我們年輕時候的甘美哪兒去了？

我們年輕時候的光華哪兒去了？

我們年輕時候的歡愛哪兒去了？

（郭沫若：《鳳凰涅槃》）

他們是面對著無邊的空漠而幻想和呼喚太陽的一代人。他們又是在破碎的天空幻想著用五彩虹霓創造完美的一代人。面對他們優美的形象，活潑的思想，飛騰的想象，特別是他們充滿陽光的年輕的生命，我們滿懷敬意與追念。

緬懷和沉思

即將到來的2019年，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一百年。撫今追昔，總想先賢所進行的可歌可泣的事業，總想他們給我們留下了哪些遺產？我們當今究竟缺少些什么？

我們擁有，然而我們缺失。我們在物質的豐盛之中缺乏精神和思想。在文學層面，那就是遠離了青春與夢想。我們缺乏激情，我們甚至缺乏“天真”。新的一代人不知道“藥”的苦味，不知道阿Q的圓圈，不知道補天的五彩石。

而文學和詩歌的生命，永遠都是青春和夢想！在文學和詩歌面前，需要的是保持一種天真和童心。缺乏新鮮感，缺乏想象力，缺乏對于明亮的日出的追求與憧憬，這才是文學的永遠的缺憾。

2018年12月22日舊歷冬至，京城嚴寒，于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