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1918年1月起接編《新青年》，同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號是他責編的。他1918年1月2日日記云：“午后至獨秀處檢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歸我編輯，本月五日須齊稿，十五日須寄出也。”但他當晚在宿舍“略檢青年諸稿”，卻發現中意的并不多，有的“胡說亂道”，更有一篇“論近世文學”的，令他極為不滿，在日記中狠狠嘲笑了一通：此文“文理不通，別字滿紙，這種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廁外面的墻頭，可以隨便給什么人來貼招紙的了，哈哈！這真可笑極了”。他只選錄了“尹默、半農諸人的白話詩數首”。次日日記又云：“攜《新青年》四卷二號之稿至家中檢閱，計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尚須促孟和、獨秀多撰，始可敷用。”正因為錢玄同認為《新青年》的許多來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身為編者，就一定要另辟途徑，尋找新的作者。

錢玄同了不起的歷史功績之一，就是他想到了可能的《新青年》作者，周氏兄弟應是不可或缺的人選。他和魯迅早在日本留學時就一起師從章太炎學文字學。當時，魯迅已在教育部任僉事，錢玄同則和周作人在北大文科執教，他們一直有所往還。錢玄同日記1915年1月31日云：“今日尹默、幼漁、我、堅士、逖先、旭初、季茀、預（豫）才八人公宴炎師于其家，談宴甚歡。”這是被北洋政府幽禁的章太炎住所“門警撤去”后在京章門弟子的第一次聚會，而是日魯迅日記只記了簡單的一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歸。”兩相對照，顯然錢玄同日記詳細得多。同年2月14日錢玄同日記又云：“晚餐本師宴，同座者為尹默、逖先、季茀、豫才、仰曾、夷初、幼漁諸人。”可見當時在京章門弟子經常宴師歡談。

但是，從錢玄同和周氏兄弟三方的日記看，他們在1915至1917年上半年交往并不頻繁，整個1916年，錢玄同和魯迅日記均無相關記載。錢玄同首次出現在周氏兄弟寓所，是在1917年8月，可惜這個月的錢玄同日記缺失。但8月9日魯迅日記云：“下午錢中季來談，至夜分去”，同日周作人日記更詳細：“錢玄同君來訪不值，仍服規那丸。下午錢君又來，留飯，□（字不清）談至晚十一時去。”8月17日魯迅日記云：“晚錢中季來。”同日周作人日記則云：“晚錢君來談，至十一時去。”8月27日魯迅日記又云：“晚錢中季來。夜大風雨。”周作人日記又記得較詳細：“晚玄同來，談至十一點半去。夜風雨。”是夜錢玄同應是冒雨而歸，但三人一定談得很盡興。同年9月24日錢玄同日記云：晚“八時頃訪豫才兄弟”，這是現存錢玄同日記中造訪周氏兄弟的首次記載。是日魯迅日記云：“夜錢中季來。”周作人日記則云：“晚玄同來談，至十一時半去。”可見雙方談興甚濃，談至夜深方散。六天后是中秋節，錢玄同日記云：午后“四時偕蓬仙同訪豫才、啟明。蓬仙先歸，我即在紹興館吃夜飯。談到十一時才回寄宿舍”。此日魯迅日記更有趣：“朱蓬仙、錢玄同來……舊中秋也，烹鶩沽酒作夕餐，玄同飯后去。月色頗佳。”可見是晚錢玄同與周氏兄弟共度中秋，而且談得頗為融洽，魯迅在日記中還順便抒了一下情。這一天錢玄同與周氏兄弟一起歡度中秋佳節，他們的關系應該也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魯迅在1922年12月寫的《<吶喊>自序》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有名的話，交代他開始寫小說的緣由：

S會館里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里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么用。”

“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

“S會館”即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周氏兄弟當時正居住于此。“金心異”就是錢玄同（林紓小說《荊生》中有一影射錢玄同的人物“金心異”，故而魯迅移用）。兩年半以后，魯迅在為俄譯本《阿Q正傳》所作《著者自敘傳略》中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時，就直接提到了錢玄同的名字：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志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由此可見，魯迅踏上新文學之路與錢玄同的非同尋常的關系。那么，在這個過程中，錢玄同“偶或來談”的“那時”大致是什么時候呢？錢玄同日記1918年3月2日云：“晚訪周氏兄弟。”甚為可惜的是，該年4月至年底的錢玄同日記不存（1918年1月至3月1日的日記也有許多漏記），幸好魯迅和周作人日記均存，可作補充。

魯迅日記1918年2月9日“晚錢玄同來”；15日“夜錢玄同來”；23日“錢玄同來”；28日“夜錢玄同來”。3月2日“夜錢玄同來”；18日“夜錢玄同來”；28日“夜錢玄同來”。4月5日“晚錢玄同、劉半農來”；21日“夜錢玄同來”；26日“晚錢玄同來”。周作人日記記得更具體，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來談，十二時去”；15日“晚玄同來談，十二時后去”；23日晚“玄同來談，至一時去”；28日“晚玄同來談”。3月2日“晚玄同來談，十二時去”；18日晚“玄同來談”；28日“晚玄同來談，十二時去”。4月5日“玄同半農來談，至十二時去”；17日“以譯文交予玄同”；21日“晚玄同來談，至十二時半去”；26日“晚玄同來談，十二時半去”。

短短三個月之內，錢玄同造訪周氏兄弟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間，均談至深夜十二時以后，足見談得多么投契和深入！而且，正因為均是晚間造訪，夜深巷靜，犬吠不止，以至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會說金心異“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盡管如此，“怕狗”的錢玄同仍不斷造訪。可以想見，錢玄同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定要說服魯迅為《新青年》撰文。因此，這個時間段應該就是魯迅《<吶喊>自序》中所說的金心異頻頻造訪，打斷了他埋頭抄寫古碑的興致，“終于答應他（指錢玄同——筆者注）也做文章了”的“那時”。而周作人4月17日“交予玄同”的“譯文”，應該就是發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的《貞操論》（與謝野晶子作）。

同期《新青年》上發表了魯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的小說《狂人日記》，這既是錢玄同不斷催逼的可喜結果，更是中國新文學的開山之作，影響極為深遠。從此以后，魯迅“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狂人日記》落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但小說更為具體的寫作和發表經過，魯迅哪一天完稿，哪一天交予錢玄同，錢玄同日記失記，魯迅日記也無明確記載。不過，《狂人日記》文前“題記”末尾署“七年四月二日識”，如果小說確實于1918年4月2日殺青，那么，錢玄同1918年4月5日晚與劉半農同訪周氏兄弟時，得到這篇小說稿的可能性應為最大吧？

《狂人日記》部分版本書影

關于《狂人日記》的誕生，周作人后來在《金心異》中有過較為具體的回憶，與本文的推測大致吻合：

錢玄同從八月（指1917年8月——作者注）起，開始到會館來訪問，大抵是午后四時來，吃過晚飯，談到十一二點鐘回師大寄宿舍去。查舊日記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來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來一回。魯迅文章中所記談話，便是問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說“我想你可以做一點文章”，這大概是在頭兩回所說的。“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滅這鐵屋的希望，”這個結論承魯迅接受了，結果是那篇《狂人日記》，在《新青年》次年四月號發表，它的創作時期當在那年初春了。

《新青年》第四期第五號在刊出《狂人日記》的同時，還刊出了魯迅以“唐俟”筆名所作的新詩《夢》《愛之神》和《桃花》三首，魯迅后來在5月29日致許壽裳信中說：“《新青年》第五期大約不久可出，內有拙作少許。該雜志銷路聞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輩更為頑固，真是無法。”“拙作少許”即指《狂人日記》和這三首新詩，而魯迅之所以開始白話詩文的創作，實際上也是對當時銷路并不理想的《新青年》編者錢玄同他們的有力支持。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新青年》第四期第五號是錢玄同編輯的。該期還發表了吳敬恒（吳稚暉）的《致錢玄同先生論注音字母書》，文前有錢玄同的按語，稱吳敬恒此信“精義尤多，實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因此再把全信錄登于此，以供研究注音字母者之參考”，即為一個明證。《狂人日記》因錢玄同而誕生，由錢玄同經手而發表，錢玄同功不可沒，正如錢玄同在魯迅逝世后所寫的紀念文中回憶的：

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民國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國十年下半年）。

1923年8月，魯迅第一部小說集《吶喊》由北京新潮社初版，書中所收十四篇小說，單是《新青年》發表的就有《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和《故鄉》五篇，超過了三分之一。同月22日魯迅日記云：“晚伏園持《吶喊》二十冊來。”8月24日魯迅日記又云：“以《吶喊》各一冊贈錢玄同、許季巿”，顯然有感謝錢玄同之意在。同日錢玄同日記當然也有記載：“魯迅送我一本《吶喊》。”有意思的是，這是“魯迅”這個名字第一次在錢玄同日記中出現。

本文原標題為《魯迅的<狂人日記>與錢玄同日記》，原文載于《從魯迅到張愛玲:文學史內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版。本文現標題和內容根據作者意見略做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