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重視創造發揚以工農為主體的文化事業，鼓勵工人寫作、鼓勵知識分子書寫工業生活便是其中重要一環。十七年階段涌現出胡萬春、費禮文等一批優秀工人作家和艾蕪這樣書寫工廠生活的專業作家。“文革”中斷了這個實驗，但是工人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依然極高。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市場經濟興起，工人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今天的主流文學寫作與工廠、工人的關系似乎逐漸淡去，然而通過文學社會學的方法，包括仔細梳理民間文學資料以及田野調查工作，能夠重新發現上世紀70年代末轉型時期文學與工廠、工人的有趣聯系。

以作家嚴歌苓的家庭為例，她的父親肖馬作為革命干部和知名作家，在上世紀60年代按照上級改造知識分子的要求，被下放到安徽馬鞍山鋼鐵廠，舉家遷往馬鞍山。知名作家呂宕、張弦、曹玉模等，當時也被下放到馬鋼參加基層勞動。梁劍華、曹致佐、陶繼森、余華平等工人作者均回憶自己受到過肖馬的影響。梁劍華最喜歡的工業題材作品出自肖馬的短篇小說集《哨音》（1965年出版）。

20世紀70年代，“文革”走到末途，文學開始復蘇。在這個歷史轉折時期，《馬鋼工人》報值得重點提及。《馬鋼工人》報作為馬鋼公司機關報，以刊發新聞和宣傳稿件為主，也會刊載工人文藝作品。1966年停刊，1974年復刊，更名為《馬鋼簡報》。在1974年12月27日的《馬鋼簡報》第四版，整版刊發了一篇叫作《老倔頭》的文章，作者是嚴歌平，正是嚴歌苓的哥哥。

這其實是一篇小說，不過很謹慎地標識為“人物速寫”。文章生動描寫了一位極度節約耗材的老工人。他掌管材料倉庫，卻喜歡滿車間收集“廢料”，再清洗翻新。一位工人來要鋼筋，他給了幾根舊的。對方不開心，他拿油一擦，煥然一新，令對方很佩服。他節約到幾乎苛刻，看見地上有油滴，就一路跟蹤，終于找到了漏油“元兇”——一個青年工人的油桶有個小破洞。文章結尾，老倔頭批評對方說：“桶上的漏洞小，你思想上的漏洞可不小呢。”這句話升華了主題，符合當時“狠斗私心一閃念”的主流意識形態要求。但是細讀全文，卻不太符合當時的文學主流。全文的興趣都放在人物細節描寫上，恢復的是十七年經典文學“典型人物典型生活”的傳統，而不是“文革”期間的高大全風格和路線斗爭主旨。全文充滿歡樂，例如開篇作者作為通訊員，居然冒充新來的工人學徒獲得老倔頭的信任。

不妨對比一下。1974年，馬鞍山革命委員會政工組組織一批工人作者進行創作，結集出版了一本小說集《火焰》。嚴歌平也在《火焰》上發表了小說《老頂頭》，同樣通過細節描畫一位愛護集體財物的老工人，但全篇按照路線斗爭的線索來組織，描寫某中學革委會委員、傳達室的敲鐘人丁老頭與校革委會主任、主抓教育的趙主任之間的矛盾沖突，反映教育路線的斗爭。然而在現實中，工人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要親密得多。鉗工出身的工人作者羅瑞民也回憶，嚴歌平曾用胡萬春小說里的細節描寫來告訴自己怎么寫小說，胡萬春注重細節寫實的風格對他具有潛在影響力。在《老倔頭》里，嚴歌平放下刻意的路線斗爭意識，行文輕松自在，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勞動也成為一種自在、自覺，具有生活氣息的事物。

在十七年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勞動具有特別的抒情功能。電影《李雙雙》就是典型范本，青春、愛情、民族情感等都在勞動中體現和升華。馬鋼焦化廠測量工詹正香回憶：喜歡張弦的《記憶》，“看見焦炭取樣工，敲焦炭，朝霞出來，很感動，這就是我煉的好焦炭，上焦爐如上火焰山。”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要求打破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別，用勞動實踐改造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學工學農”本身意旨并無問題。但是“文革”的激進化和機械化扭曲了這條道路，作品觀念先行，人物形象臉譜化，甚至刻意強調工人“老大粗”形象，造成負面效果。《老倔頭》恢復了對人物典型的塑造熱情，擱置路線斗爭，文字如行云流水。類似的作品在70年代末還有很多，接續十七年傳統，把工人及其勞動者納入審美對象。

改革開放之后，文學寫作中的工人作者逐漸退場。工人與勞動的光彩很少再被作為審美對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規模第一的大國，并全力攀登工業升級高峰，工人及其勞動獲得新的重視，嚴肅文學如何反映勞動并產生能動作用，是我們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