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紛繁的塵世，小說家必須是俗人。因為是文學的書寫，小說家必須是文化人。所以，小說家既要能入俗，也要能脫俗。

要討論小說家的素質，首先我們要明白，小說家是干什么的？他的身份如何定位？要說這個問題就非常簡單，小說家就是寫小說的作家。其實并不那么簡單。因為小說家在小說創作的過程中，需要大量“道聽途說”的東西作為材料。而這些材料通常并不全部表現在文本之中，很多東西身居文本之外。小說家所用的材料主要從生活中獲取，這個生活既是現實的，也是歷史的。這就是說，小說家是用透視的眼光來觀察和書寫世界并以此為職業(包括兼職)的人。這里所謂的世界包括了精神世界、現實世界和未來世界。各種形態的世界，構成了小說家書寫的全部內容。

因為面對紛繁的塵世，小說家必須是俗人。因為是文學的書寫，小說家必須是文化人。在我看來，小說家的基本素質，第一是既要能入俗，也要能脫俗。

在世界文學史上，無論風格、流派、國別，在小說的基本要件構成中，核心都是一個俗字。寫戰火硝煙也好，寫人情世相也好，寫打架斗毆也好，寫鄰里糾紛也好，都要活龍活現、繪聲繪色，你沒有這種俗就寫不出來，寫出來也不像。只有懂得俗世的小說家才能達到脫俗，這個過程就是從入俗到脫俗。脫俗是小說文本上的脫俗，是構思上的脫俗，是意境上的脫俗，脫俗的目標直接指向小說本身的精神品格所達到的高度。

從另一角度講，小說家的入俗也正是小說家的不俗之處，也是小說家走向脫俗的必要條件。他像俗人一樣地生活和工作，卻又要比俗人多一份洞察能力、表現能力和藝術感覺，他們的心靈是飽滿和溫潤的，也是美好而慈悲的。他所構建的文本世界必須基于世俗，又必須異于世俗，從世俗中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世俗之外，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觀念的精神高標，使其文本真正成為這個世界某一局部的藝術參照物，比生活原態更具審美價值和思想旨趣，是一種可以現實對比出來的典雅和高貴。

小說家身處俗世，這就需要有一雙敏銳的眼睛，不能俗不可耐，不能良莠不分，不能人云亦云，面向紛繁世事和人間是非，要有自己的獨立判斷與思考，這就要具有獨立人格。你可以憤世嫉俗，可以有偏見，但不能固執己見，頑固不化。小說家要有悲憫和救贖情懷，要有人類最善良的同情心。在這顆同情心里，不只是對社會某一類底層群體的深切關懷，還包括對他人思想境遇和精神況貌的包容與理解，對一切社會現象和觀點的深度辨析。

小說家的第二個基本素質是要具有較強的想象力。小說家必須具備一個功夫：給你一個故事的結尾，你能推演出故事發生和發展的過程。給你一個故事的開頭，你能推演出后續情節，以及故事的結局。一個故事的開頭有若干個結尾的可能性，你的小說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符合故事發展的邏輯，符合現實生活的邏輯。無論是順向推演還是逆向推演，都要順理成章，構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而這個推演過程就是對小說整體架構的運籌帷幄，是對一個小說家形象思維能力的全面檢視。托爾斯泰很早就有寫一部愛情小說的想法，但一直沒有成熟的構思。作者居住的農莊附近，發生了一起因情人另有新歡而引發的愛情悲劇，這也是天賜良機，他將其構思成了小說，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托爾斯泰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把它放置在十九世紀后半期的沙皇俄國，當時正值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整個社會處于由古老、守舊的封建社會向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急劇轉變的特殊時期，人性解放、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呼聲成為社會潮流，人們要求沖破封建思想道德的牢籠，小說就具有了強烈的批判意識和抗爭意識。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托爾斯泰完成這樣的杰作？這就是想象的力量。想象力會隨著閱歷和知識的積累而出現新高。

小說家的第三個素質是要有較強的藝術秉賦。藝術秉賦以先天為基礎，后天的興趣培養作為補充和發展，在閱讀和寫作實踐中延伸藝術觸覺，在組織語言、情節、細節的過程中自覺捕捉最佳的表現形式，形成自己的藝術個性。藝術修養的提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提升手段，是不能通過教材去實現的。小說家是社會培養出來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引導出來的，不是大學培養出來的。理論研究和小說創作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話語系統，不具有兼容性，互相排斥，容易沖突。從事理論研究的人，一般都有學理性強的職業敏感，他們在進行小說創作時，會過度考慮思想和意義的釋放。過于理性容易導致形象表達的缺失，產生思想大于形象的不良后果。小說是通過形象表達的敘事文體，靠人物和故事立身，是感性的寫作，所有哲理、寓意、思想，都是隱藏在敘事文字里面的，是含而不露的，整個過程是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一次不斷升華的文字旅行。

小說家的素質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就是以上幾個方面的完美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