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革新和資本魅惑所帶來的非虛構新媒體寫作真實性問題值得警惕，但在另一層面上，大眾非虛構寫作平臺確實促發了全民非虛構寫作的熱潮，這是非虛構寫作在國內興起后最值得珍視的一個維度。

在近年來圍繞非虛構文學所展開的討論中，有兩項議題值得特別關注：一是非虛構文學與報告文學的關系紛爭問題；二是非虛構新媒體寫作平臺興起后所促發的大眾非虛構寫作問題。

互為良藥的前提

王暉、南平兩位學者早在1986年就已嘗試借用“非虛構文學”概念來涵蓋報告文學、紀實小說、口述實錄體等幾種文體，但國內對“非虛構文學”這一概念展開廣泛討論，則始于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非虛構”專欄的開設以及幾篇代表性非虛構作品的刊發。

帶有揭露、揭發性質的作品，向來是讀者和評論家關注的焦點。在非虛構文學討論熱潮中，《中國在梁莊》《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國，少了一味藥》《生死十日談》等直面社會問題的“危機敘事”作品成為整個非虛構文學脈絡中被強調的主潮。在反復的言說中，以《中國在梁莊》為代表的這類非虛構危機敘事作品被寄予了解決當下報告文學在面對現實問題時無力、無為的文學困境，進而過度強調二者的對立關系。一時間，非虛構文學與報告文學仿佛互為“毒酒”，二虎難容。

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特殊文體，曾被基希稱作“危險的文學樣式”，但這種“危險”往往是其作為主流話語的反叛者角色出現時才得以成立。上世紀九十年代后，報告文學文體中內涵的批判性逐步退位，其文體活力也隨之銳減，以至于新世紀之初被評論家宣判為“僵死的龐然大物”。正是在此意義上，以《中國在梁莊》為代表的非虛構危機敘事作品，以及隨后出現的同一脈絡中的黃燈《大地上的親人》、王磊光《呼喊在風中》、閻海軍《崖邊報告》等作品，嘗試以田野調查方式打開被主流話語所遮蔽的社會問題，爭奪講述真實的權力，形成與既有話語的博弈，仿佛讓讀者和評論家看到了問題報告文學興盛時期文學所能承擔的社會力量，也因此期望此類非虛構作品能夠重建“文學與現實的關聯”，甚至創造“新的文學可能”。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評論家所討論的類屬危機敘事范疇的非虛構文學作品與報告文學曾經所承擔的角色與所懷初衷其實是一致的，二者都指向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對時代弊病的揭發。非虛構危機敘事作品并非要對報告文學取而代之，而是對時下病態報告文學進行療愈的一味良藥。除現實批判性這一外在維度，非虛構危機敘事作品在敘事、修辭、結構安排等內在寫法層面也有報告文學可借鑒之處，是對于當下報告文學而言內外兼修的良藥。

反觀之，此類非虛構危機敘事也存在自身弊病——在打開被主流話語所遮蔽的社會問題同時，又因其“代言式”書寫模式與個體視角下的“消極寫作”模式，對社會現實造成了新的遮蔽。

盡管梁鴻曾寫道：“我想要拋棄我的這些先驗觀念”，但她緊接著又說：“你的談話方向無一不在顯示著你的觀念，并試圖引導你的談話對象朝著你的方向思考”。（《中國在梁莊》）同樣，黃燈也談到“親人們在講起各自南下的經歷時，哪怕談起最悲慘的事情，都帶著笑意，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須意識到他們講述背后的情緒過濾與我文字背后情緒膨脹之間的客觀差異。”（《大地上的親人》）作者認為親人們平靜敘述的原因是“不懂得煽情”，講述的故事都做過“情緒過濾”，但這恰是梁鴻、黃燈們作為離鄉/返鄉知識分子，作為暫時意義上的“我們”之一員，在非虛構書寫上的難解之題：努力消除“我”與“他者”之間的差別，卻始終無法避免諸多先驗觀念對親人精神世界本真刻畫的遮蔽。

另一方面，過多基于個體情感的挽歌式消極寫作模式，稀釋了此類作品所應含有的建構意義。如果說當下報告文學過度強調主流話語系統中的“歷史理性”，過分強調正面頌揚；這股非虛構危機敘事潮流則過多沉湎于個體視角下的“人文關懷”，太過執迷于問題揭露。從這一點來看，此類非虛構危機敘事作品對報告文學又有些矯枉過正的意味。“嚴肅地處理日常生活的現實，一方面讓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凸顯為表現生存問題的對象，另一方面將任意一個普通的人和事置于時代總進程這一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這就是我們認為的當代現實主義基礎。”奧爾巴赫在《摹仿論》中所提及的關于現實主義的這段話，對于當下非虛構危機敘事作品來說同樣生效。如此一來，傳統報告文學所內涵的宏觀層面的國家、社會發展視野，又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了《中國在梁莊》等作品的良藥。

獵奇式寫作對“真實性”的消解

非虛構危機敘事確乎是整個非虛構文學范疇中備受關注的主潮，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非虛構寫作的興起伴隨著互聯網在國內的普及，對非虛構文學帶來了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眾多網絡新媒體平臺成為非虛構作品的刊發陣地后，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打著非虛構文學的旗號生產了大量獵奇、失真的“真實故事”，不斷從內部消解著中國非虛構文學生長的可能；另一方面，技術革新帶來的傳播媒介更迭使文學作品發表與傳播變得更加便利，更多平民寫作者加入到非虛構寫作陣營中，又為中國非虛構文學發展創造了新的可能。

自2015年起，“騰訊谷雨”、“網易人間”、“正午故事”、“地平線”、“真實故事計劃”、“澎湃·鏡相”、“故事硬核”等非虛構寫作平臺紛紛成立，形成了規模可觀的非虛構新媒體寫作陣地。非虛構新媒體平臺發起的對全民非虛構寫作的召喚，確實能激活為數甚廣的平民大眾各自人生中本有的“真實故事”資源，但相伴而生且難以把控的一個問題是，誰來保證這些“真實故事”的“真實性”？

非虛構文學寫作、傳播、閱讀的前提是作者、平臺、讀者之間關于“真實”的契約關系，這種契約關系一旦打破，非虛構文學自身的合法性便難以成立。隨手翻閱這些非虛構平臺的文章，我們常能感覺到許多作品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真狀況。或許與普通讀者存在著相似的疑慮和擔憂，2017年，“地平線”非虛構寫作平臺創始人三桃曾對非虛構寫作者蟲安進行過采訪，并就其作品中提及的一些核心事件對蟲安曾經所服刑的監獄負責人進行求證。求證的結果是，蟲安的部分非虛構作品與現實情況嚴重不符。然而，三桃的這篇調查文章并未引起更多討論，蟲安繼續作為人氣非虛構青年作家創作著他的“監獄風云故事”。

在這里，一個十分吊詭的問題是，作者、平臺、讀者之間好像并不存在關于非虛構真實性的契約關系：作者所提供的“真實故事”足夠奇觀化，能夠贏得讀者，獲取利益；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獲得獵奇體驗；而平臺從中收割了足夠多的流量。這似乎是一個無需計較真實與否的皆大歡喜的“非虛構文學”生產、傳播、接受流程。但最終受傷害的是誰呢？答案只能是真正意義上的非虛構文學本身——虛假、獵奇式的非虛構作品泛濫，將導致整個非虛構文學傳播領域“劣幣驅除良幣”，真正意義上的非虛構文學被冒名者從內部不斷消解，最終走向消亡。如果非虛構文學消亡了，那圍繞它的作者、平臺、讀者也將消亡，一切都還未來得及成長堅固，便煙消云散。

悲觀中又見希望的是，近來“咪蒙系”微信公眾平臺發布的號稱非虛構作品的《一個寒門的狀元之死》一文遭遇包含《人民日報》《中國之聲》等主流媒體在內的全民聲討，由此掀起一場關于非虛構文學標準的大討論，倒逼了非虛構新媒體平臺在作品真實度把關上的自覺性。但若退一步來看，如果不是《一個寒門的狀元之死》一文涉及到價值觀念的嚴重扭曲，這種全民聲討還會出現么？僅靠作者和平臺的自覺這一“高標”道德要求，顯然很難達成非虛構新媒體平臺的“真實性”準則，更可靠的辦法是建立有關“真實”的核查機制。美國非虛構作家約翰·麥克菲曾介紹過《紐約客》雜志如何利用“龐大而運作得力的事實核查部門”來保證其所刊發非虛構作品的真實品質。與之類似的“事實核查員”角色在曾經的“ONE實驗室”團隊和如今的“故事硬核”團隊中被有效利用，但“事實核查員”不僅需要具備非常專業的技能，還需大量時間和精力的付出，這對非虛構創作團隊或平臺而言無疑是巨大的代價。盡管代價巨大，但這種事實核查機制是保證非虛構文學，尤其是非虛構新媒體寫作、非虛構文學自身合法性的必要存在。

技術革新和資本魅惑所帶來的非虛構新媒體寫作真實性問題值得警惕，但在另一層面上，大眾非虛構寫作平臺確實促發了全民非虛構寫作的熱潮，這是非虛構寫作在國內興起后最值得珍視的一個維度。早在非虛構寫作被廣泛討論之前的1996年，《天涯》雜志就已開設“民間語文”欄目為大眾寫作者提供寫作平臺。時任主編韓少功所提倡的“把文學下降到廣闊的地面”這一觀念，對當下的大眾非虛構寫作依舊生效——促使非虛構大眾寫作者的作品沖破所謂“文學性”的藩籬，打開中國非虛構文學發展的新局面與新可能。

進一步說，伴隨著近年來創意寫作“人人可成為作家”這一理念的廣泛傳播，如果更多的大眾寫作者能夠經由創意寫作訓練中的非虛構寫作基礎培訓，拿起筆來加入到非虛構寫作行列中，那么，中國非虛構文學便真正在“廣闊的地面上”扎下了深根，生成了堅實的底座。這一值得期待的未來圖景，需要創意寫作在社會公共文化服務層面進一步發揮效用，需要一個個創意寫作非虛構社區工坊的生效。由此，創造出中國非虛構文學在大眾寫作維度新的可能。

經由以上分析和總結，本文對中國非虛構文學做出了“一條底線，兩重標準”的未來期望。首先，真實性是非虛構文學的底線和立身之本。在真實這一底線之上，又有相對存在的“高標”與“低標”兩重標準。“高標”是對于包括報告文學作家和新媒體平臺專業團隊在內的非虛構專業寫作群體的要求，對于這類專業寫作者而言，業界期待他們不斷創造出新的高水準作品，在“向上”的維度上創造中國非虛構文學的新可能。“低標”則是對大眾非虛構寫作群體的期待，期待他們能夠遵循非虛構寫作的基本準則，掌握非虛構寫作基本技巧，從而更好地進行自我表達，成為中國非虛構文學發展中最廣闊而堅實的托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