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傳統節日的意義，可以從文化、民俗學、經濟、政治等不同角度加以闡發，但也可以把它放進文學世界加以理解。在以往對傳統節日的研究與談論中，學者們都注意到了，傳統節日首先具有保存民族歷史記憶，傳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強民族認同的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其次傳統節日還可以促進社會文化再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在周期性開展的包含著儀式、飲食和娛樂的節日活動里，社會的集體記憶與個人的文化認同得以實現，民族的傳統得以恢復和傳承。

從文學的角度觀照傳統節日，并不牽強。傳統節日作為民族歷史文化遺存，在歲月漫長傳承過程中，一些原初的價值與功能或有所丟失，或發生變異，節日儀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審美作用轉移，例如本來是象征驅除侵害人類生活的力量與因素的儀式，在反復舉行之后，就變得別有意味了。端午節就是例子。按天干地支算，端午又稱“重午”，即午月午日，是時陽氣盛極，陰氣初生，乃季候變換的轉折點。為避萌動的邪氣，需沐浴蘭草湯、采藥、置菖艾、戴香包、系五彩線、喝雄黃酒，涂朱砂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習既久，這些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活動，具備了功利和美感的雙重作用。可見，在審美這一人類需求的層面，傳統節日與文學有相通之處，因為所有的節日都帶有娛樂性，能給人帶來精神的愉悅。

文學的功用，并不僅僅給人帶來心靈的愉悅。文學也經由審美活動，引發人們思考人的本原，即人從何而來、人之為人的意義和生命的終極價值。當人類還不能把自己作為主體與自然客體分開時，還不能科學地解釋自然現象，無法把握客觀世界，也不能認識自我生命特征時，就產生了神話和傳說，有了與“神”溝通的巫術活動。在這些認識和活動中產生的想象性口頭故事與禱唱之辭，就成了敘事文學和抒情文學的源頭。由原始經驗產生的原始思維，被后來的科學判定為“迷信”，但它的魅力并沒有在人類的心靈里消除。清明節掃墓祭拜，是追念自家先人與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誠表達；中元節送河燈，活著的人希望那些無所歸依的魂靈也應被善待。這些在固定時間里反復進行的活動，跟文學里對生者與死者、此岸與彼岸關系的思考，如出一轍。有些節日，由人類對自然的崇拜演化為人類對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達，比如七夕節。七夕節由“天河”兩岸的牛郎織女星座而來，反映了人類對天象的崇拜。根據這一天象，產生了牛郎織女鵲橋會的凄美愛情故事。這個節日的誕生，可以說與文學生產同時進行。

傳統節日是通過人的行為方式流傳下來的。但這些節日能夠作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并成為中國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更依賴文學書寫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和語言篇章。從古代開始，對傳統節日的吟詠和描寫，產生了大量的詩詞歌賦，乃至只要提到某個節日，人們會立即聯想到某一首詩詞或某一篇文章。比如，說到春節，連小學生都會說出王安石的七絕《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說到清明，無人不會吟誦杜牧的絕句《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說到中秋，大家立即念起蘇軾的名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就是七夕，稍有文學修養的情人，也會低徊于秦觀的杰作《鵲橋仙》：“纖云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傳統節日由民俗風習向審美對象轉化，文學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說，歷代有關傳統節日的文學作品，裝點了傳統節日，強化了民族的集體記憶，牢牢綰結起中華兒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認同。

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是民族文化里值得珍存的部分。成體系的傳統節日，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標識。人類文明的進步，由科學不斷地對原始思維構造的世界形象“去魅”，其結果是提高了人類掌握對象世界和利用自然資源創造物質財富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以及人與人關系的緊張，更重要的是對自然的科學認知使人類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貪戀于高速交通工具和鋼筋水泥的森林，就難以駐足花前月下，感受自然之美，以至于再好酒的人，也領略不到“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妙處。科學的去魅，使人類心靈里的形象世界日益干癟無味。試想，只有隕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樹的月宮，是多么無趣。因此，保留傳統節日以及與之相關的神話傳說和文學形象，對于工業化時代的人們來說就是彌足珍貴的“復魅”，它將使日益單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變得豐富起來。在這個意義上，傳統節日體系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是對全人類的一種文化貢獻。而文學有責任在傳統節日文化的傳承中不斷地再生產。

中國新文學作家有書寫傳統節日的傳統，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這些作品，以散文居多。比如，寫春節的名篇就有冰心的《童年的春節》、梁實秋的《北平年景》、豐子愷的《過年》、老舍的《北京的春節》、孫犁的《記春節》、莫言的《過去的年》等；寫中秋的有周作人的《中秋的月亮》、蕭紅的《中秋節》、徐志摩的《印度洋上的秋思》、賈平凹的《月跡》等；還有一些節日書寫，不是散文，而是小說中的片段。如沈從文的《邊城》里寫的端午，蕭紅的《呼蘭河傳》里寫的鬼節，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劉紹堂的《運河的槳聲》里寫的中秋等，這些作品多半是將節日作為人物活動的時空和環境，情節在其中推進，人物性格在這里得到展現。紀實性散文，則直接對節日活動的過程及過節人的心理進行細致描繪。中國的傳統節日，借助這些描繪得以跌宕多姿的呈現。由于現代文明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沖擊，傳統節日不可幸免地遭到銷蝕，幸好有這些文學作品，把舊日過節的活動方式和所涉及的事物，細致而又充滿趣味地保存在文字世界里。節日文學幾乎都是回憶之作，這說明傳統節日在人的生命中持續地發酵，記憶的時間越久，釀出的情感越是醇濃。這種現象，印證了民族傳統節日具有個體生命塑型的價值。作為文化共同體的民族，正是由無數這樣的生命個體匯聚而成。

在對傳統節日的文學回憶中，春節被傾注了較多的筆墨。像冰心、梁實秋、豐子愷、老舍、孫犁、莫言等人的作品，都是深情講述舊時尤其是童年時的春節。在這些名家的筆下，南北和城鄉通行著過年的習俗、儀式、飲食與活動，有吃臘八粥、買年貨、祭灶神、貼春聯、做新衣新鞋帽、拜祖宗、吃年夜飯、給壓歲錢、放鞭炮、拜年、鬧元宵、玩燈火等。春節的風俗也有地域差異。比如，老舍描寫的北京城廟會，在其他城市就不一定會有。又比如，北方以面食為主，除夕當天要包餃子，南方過年是打糯米年糕。豐子愷就寫道：“二十三送灶之后，家中忙著打年糕。這糯米年糕又大又韌，自己不會打，必須請一個男工幫忙……兩枕‘當家年糕’約有三尺長；此外許多較小的年糕，有二尺長的，有一尺長的；還有紅糖年糕，白糖年糕。”再比如，同樣是拜神祭祖，城里人的儀式在屋里舉行，如豐子愷寫到臘月二十七的晚上，在廳屋里擺開八仙桌，上面供設“六神牌”，燈火輝煌，香煙繚繞，堂兄弟三家一起祭年菩薩，氣象好不繁華。而有些農村，則是在室外進行，時間也不同，如莫言所寫，年三十的餃子熟了，“父親端起盤子，盤子上盛了兩碗餃子，往大門外走去。男孩子舉著早就綁好了鞭炮的竿子緊緊地跟隨著。父親在大門外的空地上放下盤子，點燃了燒紙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頭。男孩子把鞭炮點燃，高高地舉起來。在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父親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靈的工作。”不同的祭拜方式，互有異趣。這些作品寫到的節日習俗，還不包括少數民族的春節。不同民族在節日習俗上的差異，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作者：畢光明，系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海南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