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瑪才旦導演

《撞死了一只羊》劇照

對談嘉賓：萬瑪才旦（導演）

對談記者：李俐

曾于威尼斯電影節拿下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獎的電影《撞死了一只羊》將于4月26日上映，這是萬瑪才旦導演的第六部劇情長片。此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各大影展上有所斬獲，而這一次，監制王家衛的加入，令影迷們對這部新片格外期待。王家衛也感慨自己每次看這部電影都有不同感受，“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故事”。

無論是“藏地三部曲”還是首闖威尼斯的《塔洛》，萬瑪才旦導演的電影一直圍繞著故鄉和藏人的生活深入展開，但《撞死了一只羊》風格迥然不同,國際媒體評價電影是“一部寓言式的西藏公路電影”，講述了一個在夢境與現實之間交錯的復仇故事,充滿了解讀的趣味和回味。

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期間，萬瑪才旦導演除像往年一樣看電影，他還開設了“大師班”，和影迷近距離交流，《撞死了一只羊》也在北影節開啟唯一一場放映。記者對話萬瑪才旦，談到《撞死了一只羊》將和《復仇者聯盟4》在同一檔期上映的話題，萬瑪才旦的語氣依然平靜，“順其自然吧，本來我們一開始的出發點也就不同”。

前幾屆北影節幾乎每天都看電影

記者：這次來北京國際電影節有時間看電影嗎？

萬瑪才旦：看了一場《辛德勒的名單》，之后要忙宣傳，有些搶到的票就沒時間看了。我自己比較關注一些經典電影、修復電影，以前沒有機會在大銀幕上看到的，只能通過電影節的平臺去看，前幾屆北影節我幾乎每天都在看電影。

以前在電影學院上學的時候就看了很多電影，甚至是一些爛片，我覺得也能給自己啟發，可以看到它的問題出在哪里，如果自己去拍如何規避，但那種看片是挺痛苦的，要帶著創作者的眼光去看。現在看電影和上學時的心態又不一樣了，是一種更高級的享受，能給自己帶來很多愉悅，是現實生活中很難找到的。

記者：電影《撞死了一只羊》改編自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殺手》和您本人的同名短篇小說。這兩部小說里有哪些相通的地方，讓您有了這樣一次創作呢？

萬瑪才旦：首先是《殺手》的敘事方式，里面對康巴復仇這種傳統的處理方式很吸引人，覺得很適合改編成電影，但它的內容還需要擴充，就想到了另一篇我自己的小說《撞死了一只羊》。這兩個小說有很多接近的地方，都是發生在公路上的事情，主角都是一個司機，都涉及到“放下”這樣的命題，就很容易把兩個故事糅合在一起。

記者：故事里的兩位男主角都叫金巴，有人認為這是一個人的兩面，有人認為這是在講一個人的前世今世，或是因果輪回，您對此有“官方解讀”嗎？

萬瑪才旦：我自己沒有官方解讀。本身小說就是有先鋒實驗性質，作者肯定不會給出很明確的答案，那種模糊性也給予了電影很豐富的內涵。但電影確實跟小說不一樣，它需要面對更多的觀眾，可能需要一個相對明確的方向吧，所以要做一些引導和鋪墊，讓觀眾更容易進入這個故事。比如，在駕駛室里，畫面里的兩個人好像是互相的一半；茶館里，兩人坐的位置、經歷的事情、聽到的講述都是一模一樣的，等等這些設置，都像是一把鑰匙，讓觀眾更好地進入。還有人說司機金巴是殺手金巴的一場夢，我自己倒是沒有這樣想，但是這樣的解讀也是可以的呀。

記者：兩位男演員是如何選擇的？

萬瑪才旦：選角時就希望選專業演員吧，因為這個電影對表演上是有一些難度的。具體到兩個男演員，需要形成一個反差，在外在的形象上，司機金巴看起來很強壯，但是內心很柔弱，殺手金巴看起來很瘦的，但他內心很強大。細節上也有很多設計，兩人的衣服、裝飾品的搭配，都有對應。在找殺手的演員時，我就希望找那種眼睛里帶著血絲，像是沒睡醒的，因為他長期處于一個疲勞緊張的狀態，最后找到的演員也確實有這種特征。另外，兩人都是長期在外風吹日曬的，皮膚的質感肯定不一樣，尤其是殺手有一個用手握住刀把的特寫鏡頭，那就需要他的手能經得起大銀幕的考驗。所以不僅要通過化妝，我也要求兩位演員進組前20多天每天在外面曬,才能有那種質感。

記者：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都對它的攝影風格印象深刻，為什么要使用4:3的畫幅呢？

萬瑪才旦：就希望有一些特別的東西，讓觀眾感覺到我們不是在講一個很常規的故事，它的講述方式，它所營造的意向，都跟常規的電影是不一樣的，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來處理，增加一些荒誕感、年代感。另一方面也給觀眾形成一種壓迫感吧，本身西部的場景不是很寬闊嗎？但4:3的畫幅就會讓畫面一下子變得逼仄，兩個男主角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下，更能強化出關系的轉變效果。

記者： 王家衛導演作為監制，給了您哪些具體的建議或者意見呢？你們有過爭議嗎？

萬瑪才旦：劇本階段我們就會討論，后期他提供了很多資源，剪輯階段也有討論，比如茶館那場戲，本來還拍了一段放羊娃的戲，但后面討論就覺得一場戲的時間有點長，作用也不是很明顯，最后就刪去了。沒有爭議吧，就是討論和衡量，看怎么做更好。不過他都會說一句話，“最終你自己決定”。

記者：您以前對他了解嗎？合作之后對他的印象有改變嗎？

萬瑪才旦：以前對他本人不了解，但他的作品我都很喜歡，去年我還在大銀幕上看了《阿飛正傳》，非常好，和以前在DVD上看的感覺太不一樣了。他以前展示給公眾的形象可能比較高冷，但是你跟他接觸之后，他其實很親切。

小時候看《摩登時代》的感覺一輩子難忘

記者：您從小生活在藏區，接觸電影的機會多嗎？

萬瑪才旦：小時候就是看露天電影嘛，看來看去差不多就是那十幾部，題材也比較單一，都是革命戰爭題材，所以當你突然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電影之后，就會有非常新奇的感覺。大概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村里來了一個水電工程隊，他們會放一些內部影片，比如卓別林的《摩登時代》，當時看完非常驚訝，是完全不同以往的觀影體驗，那種表演的夸張和荒誕感讓我覺得完全不可思議，一輩子都很難忘記那種感覺。再比如第一次看到動畫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很新奇。但是當時并沒有說會想到以后去做電影，沒有這種意識，那時候也完全不了解電影背后的制作過程，以為就是演員演出來的，甚至看到一個演員在這部電影里光榮犧牲，又在另一部電影里出現了，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記者：我知道您當過小學老師，后來又辭職考大學，畢業以后還做了幾年公務員，又去讀碩士，最終是怎樣走上電影這條路的呢？

萬瑪才旦：從小學到大學，我對電影的喜愛一直沒有中斷過，那時候沒有電視，我就是看大銀幕長大的。后來有個機會，得到了一個基金會的資助，去了北京電影學院學習，才真正走上職業電影人這條路。

記者：您是北京電影學院第一位藏族導演，您也帶動了一批藏族創作者，包括松太加、德格才讓等。您覺得為什么在這個時期，藏族題材電影、電影人開始比較集中地嶄露頭角？

萬瑪才旦：我覺得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吧。以前普通人想做電影基本上不可能，那是制片廠時代、膠片時代，每年的電影產量就那么多，不可能讓一個什么作品都沒有的人去當導演，都得在廠里熬到一定年齡、資歷。那時候電影也是精英教育，普通孩子能進入電影學院學習的很少。后來這些都打破了，民營電影公司出現了，各種資源也開放了，專業學習電影的機會增多了。另外就是媒介的改變，只要你有表達的欲望，可能通過不同的媒介去拍，像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用幾千塊錢的DV拍的，可能畫質不是很好，但你想要表達的東西呈現出來了。另外我們這一批人都有些積淀吧，不是高中畢業就去學電影，都有些經歷。所以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綜合因素。

這些年出現的這些藏族電影人，基本上都跟我有關系。因為我想學電影拍電影，就希望有一個團隊，不同的工種來完成一部電影，在這樣一個團隊里面，熟悉民族文化和不熟悉的肯定呈現出來的東西不一樣，所以我就希望有不同專業的人加入進來。松太加原來是學畫畫的，我就讓他來學攝影，德格才讓自己做音樂，聲音方面他有優勢，就讓他學錄音，慢慢有了自己的團隊，這些人也慢慢有了經驗，后來又有了他們自己的作品。

記者：作為一名藏族導演，您的作品在別人看來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藏族文化的標簽，您自己怎么看？會堅持拍藏語電影嗎？

萬瑪才旦：我覺得標簽對我是沒意義的，我做的其實是電影，跟題材什么都沒有關系。所以我會打破這種標簽，我的電影不是為藏族人做的，只不過是做了我熟悉的題材，所以就不要這樣區分吧。漢語電影我也會考慮的，只要題材合適我感興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