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巴金的翻譯生涯，幾乎是與他的創作生涯同步開啟的。他累計有數百萬字譯著傳世。今年，是巴金誕辰115周年。浙江文藝出版社聯合草鷺文化推出全新匯編的《巴金譯文集》，向翻譯家巴金致敬。該譯文集精選了巴金一生譯作的經典，這些譯文不僅是他對外國文學的譯介，更成為影響他思想和文學創作的一個源泉。《巴金譯文集》責任編輯之一李燦的這篇編輯手記，講述了這些譯作背后的翻譯故事與文學思想。

還記得是2008年的秋天，我坐在復旦大學的教室里，在上一堂陳思和老師的現當代文學課。陳老師用他和緩從容的聲音，為我們講述著巴金先生創作《隨想錄》的始末，我低著頭，在眼前的書頁上讀到這樣一段話：“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講空話，要干實事。這是他給我照亮的路，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紙筆，或者用行為，不管是寫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樣一條道路。路上有風有雨，有泥有石，黑夜來臨，又得點燈照路。有時腳步乏力還要求人拉我一把。出書，我需要責任編輯；生活，我也同樣需要責任編輯。有了他們，我可以放心前進，不怕失腳摔倒。”

這是巴金《隨想錄》中的一個段落，為悼念曾做過他責任編輯的胡愈之先生而作。在讀到這段話時，我還只是一個對文學滿心向往的學生，對編輯工作的含義缺乏了解，只是朦朧地被這樣一種堅實的情感所感動。這些字句，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刻下清晰的痕跡，直到10年后，沿著文學的道路一路走來，我做了圖書編輯，并且竟成為這樣一套極具分量的《巴金譯文集》的責任編輯之一。

還是一位著譯等身的翻譯家

這套《巴金譯文集》的策劃人是周立民，他是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也是巴金作品研究專家。去年夏天，周老師來我們出版社一番溝通后，決定將這套《巴金譯文集》交由我們出版。今年正值巴金誕辰115周年，又是巴金在《小說月報》發表第一篇小說《滅亡》90周年。在這樣的時間節點，推出巴金以極大的熱情和心力翻譯并反復校改的一套譯文集，不僅是對作家本人的致敬，也是對五四以來的文學精神的一次致敬。

巴金的文學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家》《春》《秋》《隨想錄》等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文學青年。但也許尚未被廣大讀者熟知的是，他還是一位著譯等身的翻譯家。

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巴金就通過林紓的譯作開始閱讀外國文學，之后學習了英、法、俄、日等多種外語，并在1922年根據英譯本翻譯了俄國作家迦爾洵的小說《信號》。1936年前后，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為了把更多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先進的思想介紹給讀者，在出版新文學作家作品的同時，還陸續推出了《果戈理選集》《屠格涅夫選集》《托爾斯泰選集》等一系列有影響力的“譯文叢書”。

與此同時，巴金一直進行著自己的翻譯工作，并將這項工作持續了60余年。他的譯作雖不斷被重印，但都僅是零星地出版，直到1997年，經93歲高齡的巴金先生的精心校改和編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十大卷的《巴金譯文全集》。

借別人的口講自己心里的話

今天，我們出版外國文學的速度和節奏、對作品的遴選和編校，早已和數十年前不能同日而語。尤其是作為一個身處其中的文學編輯，每天面對大量的選題、書訊，書店里不斷推陳出新的外國文學作品，內心始終潛藏著一種深切的渴望：在緊跟版權引進的全球化節奏的同時，我們依然需要閱讀經典，需要通過經典的作品建立自己關于文學判斷的更為客觀的標準，提供給讀者有益精神滋養的閱讀。一如我們推出“雙頭鷹經典”的初衷，出版《巴金譯文集》也出于同樣一種期望：不少作品在當下文學市場中的某種“空白”，并不是因為其閱讀價值已經衰微了，而是今天消費主義和娛樂化的喧囂遮蔽了它的光芒。而我們，要讓它們再次被讀者看到。

我們推出的這十冊《巴金譯文集》，正是基于1997年出版的十大卷《巴金譯文全集》，針對當下讀者的閱讀和審美需求，重新編選和設計而呈現的。

巴金對于翻譯的作品有自己認真的選擇，他只翻譯打動了自己內心、對自己的文學創作和思想發展產生了影響的作品，“希望我的筆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能起一點作用。我翻譯外國前輩的作品，也不過是想借別人的口講自己心里的話，所以我只介紹我喜歡的作品”。因此，這套譯文集收錄的有些是我們熟悉的作家作品，有些是相對比較陌生的。但其中都能清晰可見的，是它們對一代文學大師產生過的影響，是作品的藝術魅力和真正的對人的關照。

在文本編輯上，我們嚴格遵照了巴金晚年最后校訂過的定稿本，在用詞、標點方面保留了當年出版的原貌，同時改正了歷次印刷中部分明顯的文字錯誤；某些卷次在正文之外，還收錄了巴金在其他作品中談論該書的內容，或一些近年來新發現的序跋。根據策劃人的建議，在每本書的文前配上了彩色插圖，這些插圖大多出自巴金的藏書和珍藏的圖片。借由這些圖片，讀者可以看到這部作品從早期的外文版到不同時期推出的中文版的脈絡。好的作品歷久彌新，我們希望這一版本能夠成為推動這條源流的一脈動力。

俄羅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氣

屠格涅夫是巴金非常喜歡、也是和他的文學風格非常接近的一位作家。而巴金翻譯屠格涅夫作品的契機，似乎是兩顆熾熱心靈的注定相遇。

1934年到1935年，巴金旅居日本，遭受不少屈辱經歷，周立民的《巴金畫傳》對這些細節有過記錄：“巴金在日本經常不意遭到警察盤問，在橫濱時，每天大清早警察就來找他，問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諸如此類的問題。”于是，在這種“感情激動、坐臥不安”“異常想念祖國”之時，巴金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俄羅斯語言》，并在創作散文《火》的時候，常常背誦這首詩，成為他當時“唯一的依靠和支持”。

屠格涅夫的另一篇散文詩《門檻》，據說是為俄國女杰蘇菲亞·柏羅夫斯加亞所寫。蘇菲亞的故事曾在上世紀初的中國廣為流傳，她出身于俄國名門望族，卻投入異常艱苦的革命工作，策劃指揮了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行動，行動成功后沒有逃跑，毅然走上了斷頭臺。巴金曾在《蘇菲亞·柏羅夫斯加亞》一文中說：“在十一二歲時候的我就為了一個異國女郎流了不少的眼淚，在那時候我所知道世界中最可敬愛的人就是她一個。”

至于《門檻》，巴金認為也許它代表的并不僅僅是蘇菲亞，而是許多感動過屠格涅夫的偉大女性。當我讀到這篇散文詩之時，對蘇菲亞的故事尚不了解，但那種感動了巴金的、不畏“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蔑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于死亡”的精神，依然能通過屠格涅夫的文字深深感動著今天的我。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草原故事》是高爾基早期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包括處女作《馬卡爾·楚德拉》《伊則吉爾老婆子》《鷹之歌》等等。這本小說集最初是由巴金的表哥濮季云將英文版介紹給他，那本英文版《草原故事》隨著巴金一路到過法國，又回到上海，“這本小書喚起我對俄羅斯草原的渴望，對自由的渴望。每當我受到現實生活折磨的時候，我就想到俄羅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氣。”巴金的譯文同那些草原上的故事一般清新、自然、流暢，他被《伊則吉爾老婆子》中勇士丹柯“偉大的燃燒的心”所打動，也在文學創作和生活中踐行對于真摯的美的追求。

這是巴金特別的視角

《巴金譯文集》中還有一些篇目，也許今天已經不太為廣大讀者所熟知，但卻是我個人十分喜愛的，比如斯托姆的小說集《遲開的薔薇》。斯托姆是德國詩意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他的文字被譽為“德語詩文之明珠”。巴金少年時期就非常喜歡他的小說，學習德文時曾背誦過《遲開的薔薇》，后又讀了由郭沫若翻譯的《茵湖夢》（即譯文集中的《蜂湖》）。巴金稱“對一些勞瘁的心靈，這清麗的文筆，簡單的結構，純真的感情也許可以給少許安慰罷”。在今天讀來，斯托姆的意義依然不是簡單的“詩與青春”可以概括的，這些簡短的故事和清麗的文字背后是作者對人的情感、歲月流逝的敏感捕捉，它以一種平靜悠遠的力量穿透時間，觸動今天的心靈。

廖·抗夫的《夜未央》、克魯泡特金的《告青年》，以及赫爾岑《家庭的戲劇》，則是對于巴金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學的塑造產生過深刻影響的作品。第一次讀到《告青年》，巴金便感到“讀了它，我們就覺得一線光明把我們的頭腦完全照亮了。”而讀《夜未央》，“在那本書里面，這個十五歲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夢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終身事業”。

巴金出生的時代，決定了他對文學作品中思想的戰斗性的重視。但正如陳思和在《巴金與外國文學》中所說，巴金對待這些外國文學作品并不是機械的。他重視作品中的情感，對于克魯泡特金的《告青年》，他“每夜都拿出來，用一顆顫抖的心讀完。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在這些作品的翻譯中，寄托著巴金“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也正因為此，我們今天讀起來，還能借由這些文章感受到譯者“純白的心，沸騰的血，熱烈的渴望”和“同情的眼淚”。

這些譯作，其實和巴金的人生、思想以及文學觀念的發展息息相關。就像《巴金譯文集》策劃人周立民所說，“巴金有時借譯作傳達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這是他另外一種形式的作品。他曾說過，自己喜歡讀一些別人不肯讀或不愿意讀的書，他的翻譯也是這樣——既有大眾熟悉的屠格涅夫、高爾基，也有柏克曼、尤里·巴基、赫爾岑等別人不大特別關注的作家。這是巴金特別的視角，也是今天看來他的譯作具有特殊價值的地方。”在今天的時代背景和文學語境中，隔著半個多世紀回望這些影響過一代文學大師的外國文學作品，讀者會獲得新的解讀，也會更深入理解經典的分量。

巴金自己說，“我的努力始終達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別人的作品變成我的武器。”事實上，他的譯文“語言很美”，表現出“原著的韻味”。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草嬰認為，巴金的譯文既傳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譯的高爾基短篇小說至今“無人能出其右”。文學史家唐弢評價，巴金在譯文上用力之深、用心之苦遠勝于他自己的著作。

正如巴金堅信，“藝術的感染力取決于藝術家的真摯性”，這套《巴金譯文集》在今天依然能打動讀者，就是因為作者通過文字傳達著人類普遍的感情和思想。而巴金也通過自己的譯筆，刻寫著他的文學信念：“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