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閱讀是一種人類行為，也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人類通過閱讀來認識世界和自己，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也往往取決于這個民族的閱讀水平。近30年來，在年鑒學派、新文化史和書籍史影響下，閱讀史逐漸興起。這是一個包括文獻學與書籍史，并借鑒了社會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綜合性、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內容涵蓋閱讀實踐本身、閱讀主體在此過程中的精神狀態，以及閱讀對個體、社會和歷史的影響等。在世界讀書日到來之際，本期刊發一組文章，分別從閱讀的內容、受眾、場所、影響等方面考察19世紀德國、法國、英國的閱讀歷史，以饗讀者。

19世紀的德國史是一部發生革命性巨變的歷史。世紀之初（1806年），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被拿破侖軍隊的鐵蹄摧毀；在戰勝拿破侖之后，德意志邦國君主于1815年成立了一個松散的德意志邦聯。1848年，被壓制多年的民族統一、民主自由與民生運動一起爆發為全德規模的革命運動。由于革命任務的繁重、封建君主的強大，革命最終失敗。但在政治革命失敗的同時，以工業化為主體的“經濟革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1864-1871年，經濟與軍事實力雄厚的普魯士在俾斯麥的領導下通過三次王朝戰爭，實現了德意志的統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統一之后，德國在經濟、軍事與科學技術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成為歐洲數一數二的強國。但在1890年后，德國又走上了帝國主義擴張道路，為其在20世紀初陷入戰爭與崩潰埋下了伏筆。

在政治、經濟革命醞釀與爆發的同時，德國還發生過許多穿插其間、與它們互為因果的其他社會與文化革命，而“閱讀革命”就是其中之一。“閱讀革命”的發生，折射的首先是時代的劇烈變革。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新思想的傳播、民族危機的加劇、革新與保守之間的對抗、新知識的發現與傳播、新技術的發明與推廣、新生活的誘惑與挑戰，所有這一切都刺激著德國人的神經。他們既需要通過出版物發出自己的心聲，又需要通過閱讀獲取各種信息。

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尼培代認為，這場“閱讀革命”發生在1800-1870年之間。相關數據顯示，在1800年前后，德國不閱讀者與閱讀者的比例是3∶1；到1870年，這個比例則反過來了。在19世紀，德國的閱讀者群體從少數城市文化上層擴展到其他社會階層。閱讀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從以前反復閱讀少數書籍（主要是圣經）到廣泛閱讀與瀏覽各種各樣的書籍與報刊。而三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也給19世紀的德國閱讀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研究表明，德國北部的閱讀率比南部要高得多，原因是北部多新教徒，南部多天主教徒。新教徒更為重視圣經的閱讀，識字率與閱讀能力也因此要比天主教徒高。

“閱讀革命”的發生，也體現在書籍出版種類的迅猛發展上：據統計，1805年德國出版圖書4181種，1843年達到14039種。雖然在世紀中期一度下降，到1879年才超過1843年的水準，但此后又快速上升，到20世紀初的1913年，上漲到了34871種。以單種出版物的篇幅與印數為例：19世紀德國最為著名的百科全書《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1809年第1版只有6卷本，印了2000冊；1818-1819年的第5版內容擴充到10卷本，印數上升到3.2萬冊；而1865-1868年的第11版（15卷本）就達到了30萬印冊。

圖書出版的迅猛發展也得益于印刷技術的革命。1820年以后采用的新型印刷機每小時可印5.67萬頁。這種新型印刷機，普魯士在1820年使用516臺，1848年增加到1275臺。另一個促進出版業蓬勃發展的因素是法律保障的完善。相關法律的頒布與實施，一方面打擊了盜版，保護了作者與出版社的版權；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少數出版社對版權的永久性壟斷。1837年，普魯士實施了出版物的30年版權保護。1845年，德意志邦聯也推廣實施了30年版權保護；1866年，又實施了作者終身以及身后30年的版權保護。1867年，北德意志聯邦則宣布1837年11月以前出版的印刷品版權到期作廢。也就是說，自1867年起，出版社的“永久性版權”消失。其直接影響是，原來由出版巨頭科塔出版社壟斷的經典作家（如歌德、席勒）的全集都可以被其他出版社以十分低廉的價格推向圖書市場。例如，萊比錫的雷克蘭袖珍書出版社就推出了自己的《歌德全集》，以《浮士德》作為第一冊，價格20芬尼。1871年以后，德意志帝國繼承了上述出版法律。另外，1869-1871年實施的營業自由法，也促進了出版業的發展與繁榮。

“閱讀革命”的一個重要領域，是新聞業或報刊業的崛起。相比較于書籍，讀者尤其是男性讀者，更加熱衷于新聞報刊的閱讀。有數據表明，早在19世紀初，約有半數成年男性屬于報刊讀者。日報的總印數達30萬，約有讀者300萬，期刊有50萬讀者。在當時，日報與期刊之間還沒有明確的界限，有的日報起名為期刊，有的期刊則自稱是報紙。在1848年革命爆發的前三十年，新聞業受到德意志邦聯的嚴厲壓制，一些抨擊封建專制的報刊被禁止（如青年黑格爾派的《德意志年鑒》、1842-1843年由馬克思主筆的《萊茵報》），其作者與編輯遭到迫害與驅逐。1848年革命爆發后，各種政治報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據統計，此期間德國有260家新出版的報刊，但在革命失敗后又幾乎完全消失。新聞業是各種政治力量的斗爭場合。例如，普魯士保守派創建了著名的《十字架報》，天主教組織創立了自己的《科隆報》等報刊，民族自由黨有《德意志匯報》，工人階級的報刊則有《社民黨人報》與《前進報》。1864年起，德意志邦國相繼取消了出版物在出版前的內容先期審查，1874年德意志帝國最終在全德范圍內取消了先期審查，這些措施也促進了報刊業的蓬勃發展。

1848年革命失敗后，德國資產階級把熱情投入到非政治領域，家庭生活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家庭生活期刊成為德國人閱讀的新寵。最為有名的是1853年在萊比錫由凱爾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園亭》雜志，初版只有5000印冊，到1861年就成為全德第一家突破10萬印冊的期刊，1875年更是達到創紀錄的38.2萬冊，受到不同階層、性別、文化程度與年齡層讀者的歡迎，讀者最多時達三四百萬人。《園亭》是精心設計的供全家庭閱讀的“文化套餐”，內容豐富多彩，有連載小說、報道、政論文章、讀者信箱、特殊欄目，并配有精致的鋼板雕刻的插圖。《園亭》在德國出版史與家庭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受到了后期多種家庭期刊的模仿。為這些家庭期刊寫稿成為眾多作家的謀生途徑，19世紀許多著名德國作家是以為報刊寫連載小說而起家的，著名作家馮塔納就有兩部小說首先是以連載方式發表在報紙上，然后再成書出版的。

有些家庭期刊由私人購買后在家中閱讀，而大多數人會選擇在圖書館的閱覽室現場或借出后閱讀。事實上，出于出版物昂貴的價格以及交流讀后感的需求，與同城市民共享書籍報刊的讀書方式早在17、18世紀就以“讀書會”的形式出現。19世紀初，讀書會進一步發展，尤其是1815年以后大多數讀書會轉化為社團協會，取而代之的是讀書室、公共閱覽室以及商業的大眾“借書館”。

這里有必要著重介紹一下“借書館”。它不同于一般的圖書館，是一種向借書者收取費用的讀書服務機構，會專門針對讀者的需求及時購買各種新近出版的書刊，因此也可稱為“借書店”。據統計，1875年，德國擁有970家正式的借書館，非正式的約有4000多家，幾乎每個城市都有一家借書館。借書館也是出版社推銷新書的主要客戶。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社初版的文學作品一般不超過800冊，基本上預設每個借書館購買一本。通過借書館閱讀的讀者非常多，占全部德國讀者的90%，這些讀者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研究證明，他們中40%是手工業者與商人，20%是女性，15%是中學生，11%是工人，9%為官員。借書館如此受歡迎，一個重要的原因還是當時的國民收入較低。只有極少數上層社會成員能夠隨心所欲地買書閱讀乃至擁有一個私人圖書館，許多中產階層也必須依靠借書館來滿足自己的讀書需求。對于廣大的社會底層來說，甚至有限的借書費用也是難以承擔的家庭開支。有研究表明，工人借閱的主要是娛樂性或消遣性讀物。此外，社會下層接觸到書刊的另一途徑是一種類似中國過去的“小貨郎”的兜售書商。這些小書商走街串巷，兜售各種暢銷期刊、廉價版的經典作家作品、連載小說（主要是關于強盜、騎士、偵探的小說），他們把質量高低不等的讀物帶到千家萬戶。

總而言之，19世紀德國的“閱讀革命”無疑提高了德意志民族的集體文化素質。其中有國家、政黨、社會組織、出版家、作家與記者的貢獻，也有印刷技術與其他各種技術革新、大小書商逐利行為的連帶效應。“閱讀革命”與其他領域的“革命”互為因果、密不可分，推動了德國社會各階級及階層的文化融合與現代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形成，也推動了19世紀德國社會的整體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