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艾略特的人生時，我們或許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寫出一流作品的人，是否可能度過三流的人生？艾略特的人生充滿了可能構成三流人生的種種素材；或者說，它在許多關鍵事件上是堪稱慘淡，困窘，甚至是失敗的。他22歲離家前往歐洲，后來終生客居英國。他在1933年與妻子薇薇安強行分居，不體面地逃離了近20年地獄般相互折磨的婚姻，為躲避妻子追蹤在破敗的牧師宿舍里東躲西藏，幾人共用一個窄小的衛生間。將近50歲時，他與癱瘓的批評家約翰·海沃德同住，每周推著海沃德的輪椅帶他出去散步，但大部分時間離群索居，把自己關在公寓背陰面的小房間里，窗子望出去就是毫無詩意的通風井。他婚姻不幸，顛沛流離，成年后就極少嘗到家的溫馨。與薇薇安分開后，他先是走近了艾米莉·黑爾——他新英格蘭血統與童年的化身——又走近了勇敢風趣的英國女人瑪麗·特里維廉，最終卻讓她們都心碎了：薇薇安的痛苦、瘋癲和死亡折磨著他。最后，已近70歲的他與仰慕他的年輕姑娘瓦萊麗·弗萊徹結婚，但此時他的人生也即將結束。

這分明不是一個完美的人生：我們羨慕他的成就，但未必會愿意與他交換人生。傳記以“不完美”為題，既是從外部視角對這些事實的打量，也是對詩人內心渴望的體察：他比我們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不完美，而他對擁有完美心靈的渴望也比我們大多數人來得更加迫切。

這本歷經20年成書的《T.S.艾略特傳》，是一本材料豐富、研究扎實的著作，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傳記之一。其中的大量信息，包括對書信、影像、手稿的征引，以及對時間節點的佐證和對歷史情境的還原，都首見于這部傳記中。但它的偉大之處，還在于為艾略特的作品本身賦予了與生活事實同等程度的真。換言之，正如戈登表示的，在艾略特詩歌“去個人化”的外殼之下，“往往是對個人經歷的如實重構”；而這一維度的真實就超越了考據意義上的真，逼近位于現代主義核心的內在真實。這類著眼于內在真實的傳記不僅貼近戈登反復援引的新英格蘭為靈魂作傳的傳統，也更加符合艾略特自身對傳記的理解。這部傳記始于對一幅艾略特肖像的描述。肖像奠定著這部傳記的基調；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描摹藝術家肖像的一首敘畫詩（ekphrasis），存在于肖像畫與肖像文學，甚至成長小說的傳統之中。一幅肖像的動人不僅在于它在形象層面上的逼真，更在于它洞察并呈現出的內心層面的真實——甚至是那被描摹的人都不曾察覺的真實。如上述所言，戈登采取的是極度貼近艾略特的、同情的視角，那么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或者敢于采取這類的視角和方法：它需要作畫人與肖像間心智的高度契合。此時的觀察與批評幾乎是由內向外散發的。用一句或許并沒有幫助的話說，戈登是最懂得艾略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