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近期在北京大學整理前輩名家手稿時，揀擇出尚未收入各類“季羨林文集”及其著作目錄的兩份季羨林先生的遺札，專供本報刊布。

季羨林為恩師遺稿題跋

現今已出版的季羨林先生的各種文集，收錄他的作品頗豐，然而仍有遺珠之憾。筆者在湯一介先生的家藏珍品中見到一幅裝幀精美的季羨林親筆題跋，鮮為外界所知。全文如下：

錫予先生，學壇祭酒，佛學士師。神州蜚聲，域外譽馳。羨林緣慳，未能立雪湯門，為畢生憾事。但竊自附私淑弟子之列，聊以自慰也。日前，先生哲嗣一介兄將先生學術著作裝裱成軸，皆先生手書者。邀羨林于卷首題示辭，不獲已。謹綴俚辭，為先生頌：學貫中西，融通華梵。先生之風，立德立言。淵懿淳厚，冰心玉盤。山高水長，永世垂范。

后學季羨林辛巳荷月

該題跋扼要略述了季羨林對湯用彤（字錫予）會通東西的學術成就的認識，及其師承的淵源。季羨林是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德高望重的國學大師。通過該題跋并結合他的相關回憶，有助于我們了解他的成長道路和師道傳承風范及其學術旨趣。

季羨林從學的名師很多，而他對湯用彤的道德文章最為服膺，并執弟子之禮。1946年夏，季羨林從德國留學歸來，湯用彤慧眼識人才，將他聘請到北京大學，予以格外關照和培養。季羨林說：“從上大學起，他的著作就哺育了我，終生受用不盡。來北大工作，又有知遇之感?！睖猛绕讣玖w林為北大的副教授，一周后又破格提拔他為教授，兼新成立的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導師。季羨林到晚年對此依然感慨萬千：“前兩者我已經不敢當，后一者人數極少，皆為飽學宿儒，我一個三十多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子，竟也濫竽其間，我既感光榮，又感惶恐不安。我心里最清楚：背后這都出于湯用彤的垂青與提攜，說既感且愧，實不足以表達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無古人的，這無疑是北大的新記錄，后來也恐怕沒有人打破的?！睖猛鶕玖w林的學術經歷，斷定其為人中龍鳳。日后的事實證明，他沒有看錯。

季羨林來北大后，隨即以“學生教授”或“教授學生”的身份，聽湯用彤講授的“魏晉玄學”課程一整年。由是因緣，季羨林自認為“是錫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個宿愿”。湯用彤在北大圖書館專門為季羨林安排了一間教授研究室，所有要用的資料都從書庫中便捷提取，又派一位研究生作他的學術助手。由此發端，該研究室后來擴展成為沿襲至今的“季老工作室”。季羨林出于數十年如一日在此室辛勤勞作的深厚感情，向北大圖書館捐贈了一批個人藏品。北大為此正式成立工作室，作為收藏、保存、管理季羨林藏書和贈品的特藏室，以供讀者學習和參閱。

每當季羨林寫出新作，都先送給湯用彤請求指正。他說：“我之所以能寫出幾篇頗有點新見解的文章，不能不說是出于錫予先生之賜。……他的意見，哪怕是片言只語，對我總都是大有幫助的。”“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敢謬托自己是錫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說錫予先生是我的知己?！M管我對我這一生并不完全滿意，但是有了這樣的師友，我可以說是不虛此生了?！边@種亦師亦友的恩情和真情對于季羨林在北大60多年的工作，一直起著激勵的作用。湯用彤獎掖后進的師道風范深刻影響著他的學生們。改革開放后，季羨林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時，也以湯用彤當年的方式破格提拔人才。季羨林堅辭“國學大師”桂冠，他總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有現在的一些成就，是與湯用彤的提攜分不開的，因而視湯師為他學術生命中最顯耀的燈塔，不斷指引著人生前進的道路。正是由于名師背后的大師愛才、惜才和護才，才使學界星漢燦爛，亦使師道美德薪火相傳。

季羨林與鄧廣銘、周一良聯署的一份意見書

1992年，面對市場大潮沖擊下純粹學術著作較難出版的局面，季羨林出于保護和發揚文化研究學脈傳承的使命感和責任心，于8月17日執筆起草了《對于出版〈湯用彤學術論文集〉的意見》兩紙，并約請鄧廣銘、周一良共同署名。他們高度評價了湯用彤在國際學界的崇高地位和湯著惠及當代、永傳后世的經典意義，極力倡議出版此類學術大師的論著集，言辭誠懇樸實，體現了他們將文化學術價值奉為無上圭臬的不懈追求和對打造世界一流學術以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探索和夢想。茲錄文于下：

湯用彤先生是一代學術大師，是北大的光榮。他在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等等方面，造詣極高，有口皆碑，至今還影響著中外有關的學者。

我們以前曾向北大出版社提過建議：盡量多出一些北大過去或現在的教授的著作。這是對北大，對中國，甚至對世界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貢獻。同時也能表現出北大出版社的特殊地位，使它逐漸成為全中國和全世界的第一流的出版社，為北大和中國爭光。

北大出版社確實出了不少本校教授的著作，但竊以為還是很不夠的。許多著名學者的全集或文集，都不是在北大出版的。北大出版社本來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越條件，可惜失之交臂，沒能利用。

現在如果能下決心出版湯用彤先生的著作，實在是明智之舉。我們衷心擁護。

不過有一個問題，北大出版社必須考慮，這就是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矛盾的問題。當前外邊出版社出版什么全集或文集都是付稿酬的，北大自不應例外。此外，這樣新的學術著作要想立即成為“暢銷書”，是不大可能的。從長遠利益來看，這樣的書幾十年、幾萬年后還會有人購求的，決不會只是曇花一現。

許多出版社，有遠大眼光的出版社，都是以盈補虧。我看北大出版社也是有這個條件的。

以上意見，僅供參考。

湯一介先生曾告訴筆者，編纂《湯用彤全集》的提議即源于此次研討。就在季羨林諸先生發出意見書后不久，河北人民出版社聞訊即與湯一介先生簽訂了《湯用彤全集》的出版合同，暫時擱置了湯著文集的編選。北京大學校方也頗為重視，經認真研究和策劃，陸續推出了“北大名家名著文叢”、“博雅英華”等本校名師的大型叢書，湯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于1997年即列入其中刊行。在北大校慶110周年之際，北京大學出版社又與湯一介先生開始籌編《湯用彤學術精選集》，并在2010年出版了四冊文集：《隋唐佛教史稿》、《魏晉玄學論稿及其他》、《印度哲學史略》和《印度佛教漢文資料選編》，皆為相關領域研究的經典之作。該選集選取了湯用彤最具代表性的學術論著，內容涵蓋印度哲學、佛教、道教、玄學、西方哲學等方面。它既有對專著的重版，又有對已刊文集的匯編，還有對未刊稿的整理。加上該社2011年再版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該選集擬續出的《哈佛文選》等未刊稿，這一系列選編極具全面性和代表性，是繼《湯用彤全集》后對湯用彤遺著最大規模的一次整理結集出版，堪稱一部“小全集”。而該選集的出版和北大出版社長期積淀形成的尊重學術價值的定位，可視作是對季老諸先生遺愿的一種進一步落實。這份意見書提出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問題及其解決途徑，至今對繁榮發展學術文化事業仍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