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憲昭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神話學會理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少數民族神話數據庫建設首席研究員，完成課題及專著有《中國民族神話母題研究》《中國神話母題W編目》《中國創世神話母題實例與索引》等。

演講人：王憲昭 演講地點：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 演講時間：2019年2月

神話的定義

大家好，借這個機會，匯報一下我在學習和思考中華民族神話過程中的一點體會。

首先說說“神話”概念。從字面理解，講述“神”或“神性人物”相關事跡的“話”，概括起來就是“神話”。講到“神”，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認識。如果問“誰遇見過神”？大多數說見過的，也只能是見過神的畫像、雕塑、象征物以及關于神的作品。神的產生離不開現實生活，其實質則是人們的主觀創造，是人們根據自己的想象創造出來的產物。

神話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神話產生的歷史非常久遠，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曾經創造并流傳有自己的神話，我們要尋找歷史、哲學、文學、民俗等文化現象的源頭，幾乎都會溯源到神話。例如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寫《史記》，關于史前文明時代的三皇五帝的記載，絕大部分內容都取材于口耳相傳的神話，甚至在表述漢高祖劉邦出生時，也使用了“感龍而生”的神話母題。再如古書中把“中國”叫作“神州”，現實中把“中國人”稱為“龍的傳人”等，都與古老神話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即使今天作為高科技產物的航天器，比如我國發射升空的“神舟”“天宮”“嫦娥”等，也都借用了神話的內容。可以說，許多神話元素已經成為象征符號或文化意象潛移默化于我們的生活生產中。

由于不同的人知識積累、認知方法、分析角度的差異，對“神話”的定義也有很大差異。有人側重于神話的內容，有人側重于形式，還有人從創作方法、價值功能等方面去界定神話。馬克思認為，神話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一論斷言簡意賅，也是今天大多數人分析神話時所使用的概念。神話創作與傳承的實踐表明，神話作品不僅創作手法巧妙，具有豐富的內容與包容性，而且蘊含著人們觀察世界、追夢未來的執著精神，所以馬克思提出，神話在后世社會發展中“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中國神話的體系性

在考察中國神話時，有些人認為中國神話支離破碎不成系統，不像希臘或其他一些國家那樣體系完整。這個結論顯然是有悖事實的。中華民族神話包括中國各民族創造的神話，如漢族的《黑暗傳》、苗族的《古歌》、彝族的《梅葛》、壯族的《布洛陀》、瑤族的《密洛陀》、納西族的《創世紀》等都包含著相對完整的神話敘事。通過目前實施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數據庫建設不難發現，中國神話不僅包含了世界性神話的各種類型，而且具有明顯的本土化特色，許多神話類型的演述與傳承都可以復原出相對完整的脈絡。諸如在漢族、壯族、苗族、畬族、毛南族等民族中廣泛流傳的盤古神話就是一例。

人們往往認為，盤古神話最早出現于三國時代吳國人徐整的《三五歷紀》中，后來該書遺失，但在《太平御覽》《繹史》等文獻中收錄了相關內容，諸如“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首生盤古，垂死化身”等等，如此宏大的創世景象，如此動人心弦的懷古幽思，卻在文獻中凝練為寥寥數語。而民間的盤古神話則表現出另外一種情形，從目前搜集到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與盤古相關的三百多篇神話中，我們可以發現，如果把這些散落各地的神話用一根線索連接在一起，就能形成一個關于盤古的完整敘事群，即所謂的體系。如盤古的產生、盤古的面貌、盤古的成長、盤古的親屬、盤古的事跡、盤古的死亡、盤古的紀念等等，既宏大豐滿，又生動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盤古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溫度的創世大神，具有“形散而神聚”的敘事體系特征。

我們再回到神話體系這個問題的原點。考察神話體系不能只重文獻而輕口傳，如針對文獻中“天地混沌如雞子”這句話，文獻記錄者如何得知？顯然是采集口頭傳統的結果，講述人可能是藝人祭師、村老鄉賢，也可能是采集者的親戚朋友，最后經文人之手有選擇地把所問所聞記錄下來。這就像在大海中捕到一條魚，然后制作成魚的標本，讓那些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魚的人從中悟出魚味，感到新奇。事實上，民間口頭傳統是孕育各種生命的汪洋大海，諸如關于“盤古的產生”母題，文獻只能算得上一家之言，而民間傳統則更多表現出靈活性與多元性。如民間口頭生態中的這個母題有多種說法。其一，天降盤古說。有漢族說玉皇大帝把盤古和女媧派到凡間，壯族神話說盤古在天上犯了小錯后被貶人間。其二，生育盤古說。漢族神話有天地生盤古、地心生盤古、昆侖山中生盤古、氣生盤古、龍蛋生盤古等不同說法；毛南族神話說盤古是土地神的子孫；瑤族神話中則說，一個普通女子生育了盤古。其三，變化產生盤古說。漢族神話有雪變成盤古、猿變成盤古的說法，侗族神話說蟠桃變成盤古，瑤族神話說云彩變成盤古等等。其他還有婚生盤古、感生盤古等類型。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從不同角度共同建構著盤古神話的敘事體系和整體性。

神話敘事的個性化創造與多渠道流傳是形成中國神話體系的重要動因。關于神話傳承無外乎四種基本路徑。第一種是文獻，包括出版物、印刷品、手抄本等紙質文本，也涉及當今數字媒體中記錄的神話。第二種是活態口頭神話。一些民族或地區因為沒有文字或文字普及率不高，神話作品完全依靠口耳相傳的形式保留下來。第三種是文物器物神話，既包括考古發現的人類不同歷史階段遺留下來的有關神話的遺物、遺跡，也包括巖畫、雕刻、繪畫、宗教器物、民族服飾等保存下來的神話印記。第四種是民俗神話，即民間祭典、節日活動、婚喪嫁娶等民俗中包含的神話內容。

神話中蘊含的文化傳統

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數千年文明生生不息，我們也會在盤古開天、女媧補天、伏羲畫卦、神農嘗草、夸父追日、精衛填海等神話的傳承與傳播中，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這種自信的實現源于整體性文化自覺。中國神話的自覺融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表現出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神話產生的時間跨度大。我國不僅有象《山海經》《淮南子》等文獻中記載的史前文明神話，也有很多少數民族因為生產形態的發展相對晚一些，直到近現代仍產生的神話。二是神話數量大，類型多。一方面，古代文獻中保存的神話成為后世神話研究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全國范圍民間文學、民間故事的普查采集以及非遺保護，又形成了不計其數的神話新數據。三是中國神話敘事形態豐富。從目前我國神話的形態看，有散體、韻體、韻散講唱體等多種形態。神話作為口頭傳統的經典代表，并非有些研究者所強調的那樣，它的形式必須是散文體，從神話傳播學的實踐看，有時韻體或借助于某種表演程式的神話，在傳承中更具有穩定性和生命力，也更有利于傳播中的互動。無論采取什么樣態的神話傳承形式，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服務于內容和表達主題。從時間維度看，神話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具有神圣性，這與它傳播生產生活知識的社會功能和承載人類自我教育的文化功能是分不開的。有些學者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所謂“文化大傳統”主要是靠文字書寫傳播的，并據此認為口頭傳播的文化樣式都屬于“文化小傳統”，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小眾”。其實這是片面看問題導致的結論，因為人類發展進程中，語言的直接交流無論對個體還是群體都有深刻的影響，不僅“口頭傳統”與“書寫傳統”相輔相成，在一定程度上民間文化與口頭傳統更像是孕育人類文化的土壤與溫床。

簡單回顧一下人類歷史。考古人員在云南元謀縣發現的元謀直立人，距今170多萬年；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距今約71萬年至23萬年；年代再晚一些，如浙江余姚市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000年；處于黃河中、下游地區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遺存，距今也有4000多年的歷史，這些年代沒有發現文字，但不能否認口頭神話的濫觴。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后，有關中華文化始祖三皇五帝的事跡也只能靠神話得以傳播。所以當我們考察人類文明進程時，如果完全拋開神話去閱讀歷史，就容易顯得狹隘。如探討我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從何而來時，據西漢淮南王劉安及門客編撰的《淮南子》記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在疏通軒轅山水道時化身為熊開山劈石，他的妻子涂山氏無意中撞見了化身為熊的大禹，羞愧而逃，大禹追至嵩山腳下時，涂山氏化為石，禹曰：“歸我子！”于是“石破北方而啟生”。這樣就有了夏朝的開國之君“啟”，又稱“夏啟”。事實上，沒有哪一個人會從石頭里面蹦出來，這顯然是一個神話。但這個神話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系統，如啟的父親是大禹，大禹的父親是鯀，鯀的先祖可以追溯到顓頊，而顓頊是黃帝之孫。在沒有文字的史前文明時代，歷史就是通過神話表述方式記錄并傳承下來。

盡管考古發現了距今3600多年的商朝甲骨文，標志著文獻的萌芽，但這種文字的普及度不高，記錄對象也有很大局限，相比之下，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下來的神話，則更多更好地豐富了人類早期文獻不足的缺憾。

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也是一個神話大國。許多生產生活事務與人文習俗都可以借助神話探索其中的文化內涵。例如北京故宮之所以吸引著大量中外游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承載了很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故宮的建筑布局契合了《周禮》中所說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規制，這些規則與古老的神話傳統有關。故宮南北東西四個方位建造的與之遙相呼應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也反映出遠古的天地日月崇拜與節日性祭神傳統。從故宮又名“紫禁城”來看，其中講究的也是頗具神話色彩的天人對應關系，在古人的天文觀念中，紫微星即北極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與之對應，地上的紫禁城乃是帝王所處，這同樣是暗合了傳統的神話思維。

每一個神話意象背后都有很多故事，這些故事反過來支撐著神話的傳承。比如門神形象系列，較早出現的兩個門神叫“神荼”“郁壘”，有神話解釋說這兩位的身份是黃帝的侍衛，于是把他倆的畫像或字符貼到門上，來保護家室平安。后來人們覺得更為熟知的關羽、張飛武藝高強，或者發現秦叔寶、尉遲恭也很有守護之功，于是也拉入門神的行列，甚至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女門神、男女門神、動物門神、吉祥門神、現代新門神等，都是基于神話傳承的大眾化與生活化，源于對生活的思考與藝術創造，主要目的無非是借神話表達對美好生活的愿望。

在古代的社會文化建設中，也會用到神話。司馬遷的《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曾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譽，說明它的筆法是力求真實客觀地反映歷史本來面目。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司馬遷對于商代以前更早的歷史是找不到文獻的，很多史料只能求助于民間，而民間關于歷史的神圣敘事則是神話。從《史記》關于中華民族文化祖先建構來看，炎帝、黃帝、唐堯、虞舜、夏禹等既是人，也是神。在這里我們選擇黃帝為例，再做一些神話學分析，雖然《史記》這類文獻把黃帝放在突出位置，但單單依靠“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以及“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之類的高度概括，后世的我們，很難獲得關于黃帝的豐滿形象，這就需要借助于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關于黃帝的神話敘事，對這一文化始祖進行互補性整體性觀察，通過考察神話人物的神奇的出生、非凡的業績、神圣的婚姻、繁衍后代、死亡與紀念等關聯性母題，把握神話表達的一般規則。如單從黃帝的文化貢獻這個視角看，就會發現黃帝有制衣裳、植桑麻、造城邑、造房屋、造文字、制歷法、定飲食、發現磁石、始作陶、為山川河流命名等一系列非凡業績。歷史上如此眾多的發明創造，絕不會是黃帝一人所為，從神話創作方法而言，也許是把黃帝后代所創造的輝煌，都附會到祖先黃帝身上，讓他成為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并不斷升華為激勵后人凝聚力與自豪感的文化始祖象征。

如何科學地看待神話

神話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積淀而成的文化遺產，如何繼承與利用好這些遺產，首先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大家可能讀過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這篇文章對我們今天樹立正確的神話觀仍然有啟發作用。傳統文化中的神話如何“拿來”，關鍵是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用辯證的方法去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科學批判，繼承發展。

以眾所周知的女媧造人神話為例，我們怎樣看待它？就要辯證分析，學會“拿來”與“揚棄”。有關“女媧之腸，化為神”的記載較早見于《山海經·大荒西經》中，后來文獻與民間敘事中又出現了關于女媧造人的不同版本，這些內容看起來并不真實，甚至有些荒誕，但為什么會被后世接受并在傳承中經久不衰？古人沒有割舍它，一定有其內在的原因。即使在當今，這些神話體現的文化價值也是多層次的，如少年兒童接觸女媧造人神話，可能會激發想象力與好奇心；中學生閱讀女媧造人神話，可能會領會文學創作方法；大學生閱讀女媧造人神話，可能有助于認知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時代人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文化現象；如果作為研究者，通過全面審視女媧造人神話，可能會發現描述細節與表達目的之間的微妙關系，細心觀察的話，會發現女媧造人細節分成了兩個階段，第一次造人時女媧很用功，造的人也很精致，而第二次則是因為女媧勞累而用繩子或藤條甩出泥點變成人的方法，做工比較粗糙低劣。不同的造人方法就為人的等級觀念的產生做好了鋪墊。同時，這則敘事中隱含的“人命天定”的宿命思想，也通過女媧造人這么一個神話流傳下來。

當然，不同神話的主題是豐富多彩的，如我們經常會在神話中看到“龍”，這一形象也毫無例外地凝聚了古人對它的神話建構。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解釋說，龍的原型是“蛇”，而神話中的盤古、伏羲、女媧等大都描述成人首蛇身，這也是文化傳統的繼承。至于為什么龍會有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魚的鱗和須等，這些動物作為不同部落的圖騰表征，反映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早期的文化記憶。這些解釋具有積極的文化意義。

神話的文化解讀，會有神話本義與功能性引申之分。以關于“黃帝四面”的解讀為例，《太平御覽》引用《尸子》中的一段話，說孔子的學生子貢愛好思考神話，曾經詢問過孔子有關“古者黃帝四面”的真實性問題，孔子解釋說，黃帝四面的意思是“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這個解釋明顯回避了黃帝四面的說法，強調的是黃帝治理四方的才能。這種解釋是否正確，另當別論，不過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壞樂崩、各路神靈紛紛登場，如果他試圖恢復周朝的禮儀秩序，就需要不言怪力亂神，敬神而遠之，所以他才會把“黃帝四面”放置在當時他所在的現實社會語境下去解釋。如果就“黃帝四面”本身而言，顯然是在當時早有流傳的神話描述，就像文獻中記載的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一樣。如果我們從更大的視野中來看，我們可以不把神話人物與客觀生活直接對照，特別是神話中作為中央神的黃帝，也是祖先神，既然他是神，生有“四面”也未嘗不可。

把握神話的本質，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創新與發展，特別是要用好那些優秀神話中蘊含的積極的價值觀、傳統美德和人文精神。神話作為古老的文化現象和文化記憶，自產生之日起，其傳承、發展、再解讀、再創新就沒有間斷過。如許多民族廣泛流傳的伏羲女媧繁衍人類神話，本來伏羲和女媧是相對獨立的兩個神話體系，女媧可以看成是母系氏族時代的女祖先神，主要事跡是補天造人；而伏羲則是進入父系氏族時代后產生的文化祖先，更側重于文化發明。但隨著后世婚姻家庭的出現，神話講述者與受眾通過與時俱進的默契，將這男女二神聯系到一起，通過重新設定二人的血緣關系以及繁衍人類，重新建構了伏羲女媧作為中華文明人文始祖的地位。通過對這種神話再創造和再解讀，我們能領悟到神話作為古老文化傳統的開放性與創新性。

傳統文化的繁榮與發展需要面向未來，需要傳承中華文化的優秀基因。如何更好汲取中國神話中積淀的智慧，挖掘其中積極向上的文化精神，也是當下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中需要思考的問題。目前信息數據傳播手段的迅速發展，給中華民族神話的傳承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特別是在神話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方面，更應該辯證分析其文化本質，正確把握，科學利用，為展現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為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揮出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