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時代文學變幻的前沿，這與它在中國的獨特地理方位和改革開放以來的行動力有關。文學要對時代作出及時回應，這種回應是理解、是消化、是反思，亦是內在超越。

談浙江的當代文學，或者更為精微地聚焦到三五年來的創作結構，則可以也應該作一番欲微觀而先宏觀的探研。

浙江的當代作家不會忘卻百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展開的浙江榮光，現代文學“半壁江山在浙江”的事實一直成為并不遙遠、甚為切近的文學記憶。現代文學傳統、五四所形成的文脈仍然直接影響著浙江作家的當代創作，魯迅、茅盾、郁達夫、豐子愷、穆旦等仍以具體的方式影響著浙江作家群。也就是說，浙江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四現代文學的燭照，也常常使自己葆有這一鏡像，所以他們的創作總體上顯得相當“有文化”。

放在“新文學”到“新時期文學”的傳統中，浙江當代作家自有一份像樣的名單，麥家等作家將自身的文學根系深深扎入世界與中國文學營養的深處，轉化為小說藝術的現代性表達、人性關注和人道情懷。麥家向故事、傳奇和歷史索要資源，將題材的類型化、情節的智力化降臨到人物世界，《暗算》《解密》《風聲》等反映特殊職業身份者的情懷情愫和價值信仰、家國立場，將宏大敘事融入喜聞樂見，探索人的意志、智力，選擇如何應對時空命運的巨變。

艾偉、吳玄、鐘求是、哲貴、東君、海飛、畀愚、魯引弓堅持以現代精神理解人類及其藝術表達。這些“60后”“70后”作家都從“先鋒文學”的學習中誕生，然后在20世紀90年代及至新世紀，面對歷史和現實錘煉自己的代表作。其中，尤以艾偉的《越野賽跑》《愛人同志》《風和日麗》《南方》等實力強健，最具野心、格局。他們的小說實踐讓人常常會覺得還是被“低估”了，這既囿于“南方”在中國文學話語、秩序中的相對弱勢——比如語言和文化的非中心、地方化，比如鄉土和家族式宏大敘事的缺乏，而城鎮、都市、商業敘事更為突出。也有評論、傳播、闡釋不足的短板，浙江的文學評論隊伍、平臺跟創作陣營是不夠匹配的，許多作品像是“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欠缺及時有力的探討和推動。

但整體講，一是，浙江作家在年齡代際的結構上較為完備。“50后”的黃亞洲、王旭烽、李杭育、王手、朱曉軍、袁敏、袁亞平、李慶西等新作不斷；“60后”的余華、麥家、艾偉、鐘求是、陸春祥、蘇滄桑、潘維、梁曉明、榮榮、孫昌建、趙柏田等兼擅各體；“70后”的黃詠梅、哲貴、海飛、東君、畀愚、陳集益、泉子、孔亞雷、鮑貝、方格子、吳文君、周華誠、斯繼東等正當中堅；“80后”的張忌、祁媛、朱個、雷默、草白、徐衎等嶄露頭角；“90后”的冬筱、蔣話、瘋丟子、七英俊等也自成特點。

二是，浙江是全國僑鄉僑民較多的省份，海外浙江籍作家創作水準不低，保持著與國內文壇深度的互動關系。代表者如旅居加拿大的張翎、陳河等。前者以《金山》《余震》《郵購新娘》《勞燕》等為文壇所知，展現了她勇于介入歷史、擅于刻畫世相、優于跨國題材的綜合實力。后者以自身豐富的人生閱歷，天然的故事編織力，蓬勃的想象與推理，寫出了《沙撈越戰事》《紅白黑》《甲骨時光》等長篇。

三是，浙江的兒童文學創作居于全國前列。這一領域的創作和評論力量相得益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師范大學的兒童文學研究與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存在。冰波、湯湯、毛蘆蘆、張嬰英、趙海虹、孫玉虎、王路與方衛平、孫建江、吳其南等共同構成了良好的兒童文學創作生態。

四是，浙江的文學創作尚有逾越規矩、圈層的作家作品，在施加有趣的補丁結構。比如吳曉波的財經寫作，從《大敗局》到《激蕩三十年》，別具一格，除了財經記者出身的那點專業活，他的寫作長處歸根結底還是來自良好的文學訓練。比如傅國涌，以學者工夫作底，從中國言論史的文章出發，誕生了諸如《金庸傳》等文史作品，其實也是浙江文脈傳統的一支延續。此類作者還有徐迅雷的雜文等。

面對互聯網、大眾文化發展趨勢，浙江文學創作要說第五個的特點，一定是網絡文學的繁榮興旺，和文學與影視改編等視聽藝術的密切關系。

從安妮寶貝到南派三叔、流瀲紫、天蠶土豆、烽火戲諸侯，從全國第一家省級網絡作家協會成立到中國網絡作家村的集聚效應，從“70后”到“90后”網文“大神”代不乏人……浙江的網絡文學首先自然是受了媒介轉型的紅利，但能夠泉源不絕、可圈可點，確實跟傳統文化積淀和通俗小說文脈有關，也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市民文化消費力提振有關。

浙江是中國文化產業的代表性省份，曾提出建設“全國網絡文藝重鎮”和“全國影視副中心”的定位。這使得文學與影視改編等視聽藝術的關系愈發密切，探索著“夢工廠”式的全產業鏈文化工業及至數字經濟模式。固然這不是文學直接關心的事，但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講，必然會改造和哺育未來的文學形態和文學功能。

也許，文學理應沉思人類社會巨大快速的運行之殤，挽留正在消退的人文和美學價值，但未來仍然在合力的結果中形成與降臨，文學究竟以何種作用參與到合力之中，正是浙江為代表的文學地理呈現的復雜性和前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