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章是藏書家鈐于書冊卷首或卷尾，用以標明該書歸屬的特殊符號。伴隨著藏書文化和篆刻藝術的發展，藏書章在藏書文化領域形成了一道獨特風景，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

在中國藏書史上，范欽、錢榖、項元汴、錢謙益、黃虞稷、毛晉、朱彝尊、徐乾學、黃丕烈、汪士鐘、虞山瞿氏家族、楊以增、丁丙、陸心源、季振宜、翁同龢、潘祖蔭等，都是如雷貫耳的名字。經他們收藏、鑒定或題跋的古籍，在鈐上他們富有個性的藏書章后，其歷史價值、文化價值、文物價值與藝術價值有了更高的提升，而眾多珍本、善本也借此得以長期流傳。究其原因，藏書章功不可沒。

藏書章承載著藏書家豐富的個人信息。今天，雖然眾多藏書章實物未能保存下來，但通過對流傳至今的古籍中保留的藏書家名號、爵里、齋堂、書樓、書訓、趣好等藏書章印文的梳理，不僅其基本信息能夠得以還原，甚至還可由此探尋其閑情意趣、人生追求等深層內涵，從而深入其精神世界。請嘗試論之。

藏書家的姓名字號是藏書章最為習見的內容，這與藏書章最基本的憑信作用有關。藏書章標志著書籍的歸屬，大致分為姓名印和字號印。姓名印非常簡潔，一般帶有“某某印”“某某印信”“某某章”“某某私印”之類的字樣，如明代著名藏書家錢榖的“錢榖”朱文小方印和“錢榖印”白文印等。而字號印含義深邃，多有來由，且與藏書家生平有關。如清代藏書家兼校勘家黃丕烈，其字號印即富有理趣：他意在山林，曾在居處營造蕘圃，故號“蕘圃”“蕘夫”“蕘圃主人”，年長后又稱“老蕘”“蕘翁”；家中失火而書籍無恙，身患大病而僥幸不死，故號“復翁”；至于其別號半恕道人、清秋逸叟、宋廛一翁、讀未見書齋主人、士禮居主人等，多與其藏書愛好、讀書樂趣有關。這些字號，都被他用作為藏書章的內容。通過對姓名字號印的解讀，可以掌握藏書家的基本信息、讀書見解及志趣追求等寶貴數據，為其生平事跡做強有力的支撐。

藏書家的爵里在藏書章中使用得也極為廣泛，其內容包括藏書家的籍貫、出身、仕宦經歷等，這可與其他文獻相互印證，為了解其人生經歷提供佐證。如明錢榖“句吳逸民”印、范大澈“句章灌園叟”印、高濂“武林高氏瑞南藏書畫記”印，以及“虞山錢曾遵王藏書”“烏程劉承干讀過之書”“歙西長塘鮑氏知不足齋藏書章”等藏書章，均提供了與藏書家籍貫相關的信息。而藏書家宋濂除“金華宋氏景濂”印標明籍貫外，又有“太史氏”和“玉堂學士之印”兩方印章注明其官爵。又，藏書家豐坊除“四明”連珠印表籍里外，尚有“發解出身”“天官考功大夫”兩枚印章，記載了其舉人出身、官至吏部主事的仕宦經歷。通過了解藏書家的籍里、仕途履歷，可以掌握其藏書的活動區域，以及在這一區域內與其他藏書家進行藏書交流、相互抄書及購書的活動，是了解地方藏書文化的重要史料。

藏書家的齋堂號與藏書樓號在藏書章中出現是理所當然的。歲久年淹，多數藏書樓歷經火災兵燹已蕩然無存，其中珍藏的圖籍也多四海飄零。而借助現存古籍中的藏書章流傳下來的齋堂號和藏書樓號卻數量眾多，如葉氏菉竹堂、豐氏萬卷樓、范氏天一閣、錢氏懸磬室、項氏天籟閣、毛氏汲古閣、黃氏千頃堂、朱氏曝書亭、徐氏傳是樓、錢氏絳云樓等。需要注意，藏書樓號和齋堂號能直接反映藏書家的藏書愛好和治學側重。古代士子讀書、藏書多宗經，藏書史上執著藏“經”的藏書家大有人在，這一特點也反映在藏書章上。如徐乾學“黃金滿籝，不如一經”的閑章，足以說明其收藏側重。乾隆年間，甚至還出現了兩座以“抱經”為名的藏書樓：東抱經盧文弨的藏書樓名抱經堂，有“抱經堂印”藏書章一枚。西抱經盧址的藏書樓名抱經樓，有藏書章“抱經樓”兩枚和“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章”一枚。而與他們同時的藏書家吳騫也以其拜經樓名聞天下，有以“拜經樓”為名的藏書章四枚。古代藏書家視宋本為拱璧，這一愛尚也體現在現存古籍的藏書章上。毛晉、吳騫雖不以收藏宋本相標榜，但均有一枚“宋本”的鑒定小印，足見其對宋本的向慕。清藏書家黃丕烈榜其門曰“百宋一廛”，時號為“佞宋主人”，有藏書章“宋一廛翁”一枚和“百宋一廛”兩枚。清末藏書家陸心源的藏書樓名曰“皕宋樓”，顯系有與黃氏一較高下之意。而袁克文心儀陸氏所為，名其藏書樓為“皕宋書藏”，并有“佞宋”“皕宋書藏”“后百宋一廛”“八經閣”藏書章數枚。從黃丕烈的“百宋一廛”，到陸心源的“皕宋樓”，再到袁克文的“皕宋書藏”，足見古人的佞宋情懷，也可透見宋本在藏書家心目中的地位。

藏書家的惜書訓誡也是藏書章的重要內容。藏書家都是嗜書如狂、愛書如命之人，由惜書愛書延伸出來就是藏書家看待書籍聚散的藏書觀念。如祁承有“子孫世珍”藏書章，另有一方藏書銘章，既體現了其愛書護書之情，又對后代子孫予以訓誡：“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曠翁銘。”這樣的惜書境界，令人千秋生敬。

閑章在諸多藏書章中內涵最為豐富。閑章不但形狀、字體別致，且章法自然，是藏書家揮灑性情的載體，價值極高。如范氏天一閣“桃花源里人家”的閑章，隱然流露出居于四明山水間的愜意。又如項篤壽“杏花春雨江南”的閑章，充滿詩情畫意，讓人心生歡喜。至于“有酒學仙，無酒學佛”“溪山明月有吾便是主人”“天地吾廬”“震旦第一山樵”等閑章，均折射出藏主散淡狂狷的個性，表現出其性格張揚的一面，故而閑章不閑。

作為藏書文化的一部分，藏書章在文獻方面的價值不可估量，主要體現為以實物補文獻記載之不足。眾所周知，《藏書紀事詩》以收錄藏書家眾多而著稱（739人），而《天祿琳瑯書目》竟比它多出367家，其中包括如仇英、納蘭性德、毛奇齡等眾多享有盛名的人物。由于有些藏書家在文學或藝術領域享有巨大聲譽，因而湮沒了其在藏書領域的成就，而他們鈐蓋在古籍上的藏書章卻忠實地記錄了這一信息，彌足珍貴。文徵明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代表：他在書畫界的聲名，使得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藏書大家。據《天祿琳瑯書目》載，他藏有《隋書》《楚辭》《廣韻》等宋本凡18種20部，元刻27種8部，明刻3種3部。在現存的珍稀古籍上能經常看到他的“文徵明印”“徵仲”“徵明”“停云”等多枚藏書章。

藏書章作為藏書家擁有的憑證，在書籍流傳過程中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一冊書頁上眾多的藏書章，往往就是這本古籍的遞藏史。如上圖館藏宋本蝴蝶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卷首頁鈐有“郁題橋印”“誦芬”、“浦上（李）氏（陜）伯珍藏金石書畫印”“浦上（李家奎陜）伯氏過眼經籍金石書畫記”、“汪文琛印”“三十五峰園主人”“士多拜觀”“宋本”、“殿山西淵王韶九成印”、“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京兆劉氏世家”和“虎孫”“修士寓目”六組藏書章，卷尾頁鈐有“南坡”“紹興旌忠裒節之家”“惟庚寅吾以降”“文徵明印”“徵仲”“停云”、“文彭印”“三橋居士”、“莊孝充”“國棨”“莊虎孫”、“汪士鐘印”“民部尚書郎”和“劉承干印”“翰怡”“京兆劉氏世家”等五組藏書章，題跋處鈐有“士禮居”“蕘圃過眼”“蕘圃鑒藏”一組藏書章。由此不難勾勒出此書的遞藏軌跡：此書為明代長洲文徵明、文彭父子舊藏，后轉入松江李氏之手或常熟王韶之手，清初又成為武進莊虎孫的藏品，清代中葉又為長洲汪文琛、汪士鐘父子所得，1801年成為黃丕烈士禮居插架之物，最后流轉至清末吳興劉承干的嘉業堂。流傳脈絡清晰，井然有序。此外，還有一類能反映遞藏軌跡的藏書章，往往以“曾在某某處”“曾藏某某處”“某某過眼”“某某拜觀”的姿態出現，一洗據為己有的面目，表現出豁達的情懷，如知不足齋主人鮑廷博的“曾在鮑以文處”，也一樣能勾勒出其遞藏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