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時代之作，人們期待出現全面表達這個時代的作品。何為時代之作？是指能夠呈現一個時代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的大作品；是指能夠參與到一個時代的精神建構當中，比如提供知識、觸摸真理、塑造心靈等的大作品。

呼喚時代之作

新時代與現實主義，成為一段時間以來頗為熱門的文學話題。投石起浪，事出有因。激起人們談論這一話題的原因或許有兩個：一個是人們渴盼出現與這個新時代相匹配的現實主義之作，讓“時代之大作品”的期許落定，而這樣的作品還沒有出現；另一個是有著久遠傳統、深厚土壤和創作實績的現實主義文學，在今天似乎陷入了某種疲憊之境而缺乏應有的創造活力了，人們呼喚新而有力的現實主義重新復活。

元代學人虞集說：“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者。”所謂“絕藝”，即卓絕的藝術門類。虞集的意思是說，時代之興，也興某類藝術。

明代學人王思任說：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傳。”一個時代的作品需傳達一個時代的精神，時代精神把握不準，則作品傳不遠。

近代學者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

誠如王國維先生所說，“后世”的詩詞曲均“莫能繼焉者也”，但后世之時代也在開辟屬于自己的文學，諸如清之小說、民國之雜文散文等也是別開生面。

時間演進到今天，一個全新時代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物質充盈與生存壓力并存，數字科技與智能生活同構，傳統鄉村與現代都市相交，大眾文化消費與精英精神共存，信息爆炸與媒介更替交織。有人說，這是一個最好與最壞、至繁與至簡、快樂與焦慮的時代。

呼喚時代之作，人們期待出現全面表達這個時代的作品。何為時代之作？是指能夠呈現一個時代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的大作品；是指能夠參與到一個時代的精神建構當中，比如提供知識、觸摸真理、塑造心靈等的大作品。

今日時代之作當由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來擔綱。此為共識。許多偉大的作品已經證明，長篇小說是一種偉大的文體，它由長度、密度、難度構成的文本成為一個民族的“秘史”，成為歷史和時代的“交響曲”。長篇小說是文學江海中的一艘巨輪，它滿載人類的故事、經驗、思想和夢想，破風犁浪，駛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之港。

每個時代都會誕生烙上自己時代印記的文學作品，它所包含的時代背景、時代精神、敘事語言、人物形象等信息留存于作品中，如同隨時等待復活的密碼一樣，成為一個國家大歷史敘事的一部分。這樣的作品早已出現并鑲嵌在我們的歷史進程中，無聲地講述著各自時代的故事，這些具有時代概括性和歷史參考性的作品，成為文學創作的獨特景觀。

但頗讓人費解的是，21世紀過去近20年，在我們的閱讀記憶中，竟然沒有出現一部或幾部堪稱出色地表達了近20年來我們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的時代之作。保守一點估算，我國每年出版長篇小說數千部，20年幾萬部，為何沒有冒出大家公認的時代之作？個中緣由耐人尋味。難道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與作品的時間和空間距離太近，無法辨識它們的魅力？難道是“一葉障目”“厚古薄今”——我們的審美偏見讓我們對時代佳作視而不見？難道是“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書寫當下時代之難，我們還沒有找到寫出這個大時代精氣神的方法？

幾種緣由或許兼而有之，但面對一個全新時代，我們作家失去了對新鮮、復雜現實的敏銳把握和思考提煉的能力，同時也失去了尋找新的路徑和新的表達的勇氣和雄心，這可能是時代之作遲遲未曾出現的主要緣由。

時代與寫作之變

情形大抵也是如此。今天之時代，繁雜多元如網，信息汪洋似海，眾多或隱或現的寫作現實提示我們，作家與時代之間出現了新的矛盾，這矛盾在于，作家正在減弱或喪失的想象優勢、知識優勢和思想優勢與新時代最廣闊的多樣性和最深層的真實性之間的不對等、不相宜、不協調。

自古以來，作家都是阿基米德式的人物，都在尋找那個類似于可以撬動地球的支點去撬動一個時代，印刷時代、廣播時代、報紙電視時代，作家更容易尋找到那個支點——因為讀者獲取的信息量小而單一，作家的想象優勢、知識優勢、思想優勢相對明顯，但是在今天，從物質享用到精神消費，一切天翻地覆，網絡新時代降臨，信息如潮漲潮落一樣海量產生和迅疾流通，一方面讀者和作家站在了同一信息高地上，另一方面構成時代的“點、線、面”復雜多樣且瞬息萬變，作家似乎更難把握所處的時代，更難概括時代的精神實質，更難尋找到那個撬動時代的支點，寫作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種困難和尷尬之中。

當然，時代把握之難并不能構成時代之作誕生之難的理由。話又說回來，又有哪一個時代不復雜，又有哪一次對一個時代的書寫不是荊棘叢生難度重重呢。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通過描述1805至1820年俄國社會的歷史和生活，展現的卻是整個俄國廣闊和雄渾的氣勢，在有限的敘述時間和空間中如何抵達“時代的偉大史詩”，是托爾斯泰面臨的時代之難。與之相反，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講述的時代背景是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加勒比海城市的境況：戰爭、霍亂以及人為破壞，50年的時代之變如何通過一個愛情故事濃縮起來，讓人得以窺視其時代細節，這是馬爾克斯面臨的時代之難。

如何寫出時代力作

無論是托爾斯泰的“以小見大”，還是馬爾克斯的“以大寫小”，每一次對時代的書寫均難度重重，只是今天我們對時代的書寫難度異常突出而已。這難度來源于一個硬幣的兩面。

一面是過于龐大而嶄新的時代。城市化推進和科技改變生活——當下兩種龐大的“現實”正塑造著我們的新時代，描摹著我們的精神世界圖景。城市化進程正在加速推進，傳統的鄉村農耕文化日漸弱化，我們父輩是土地上的最后一代農民，我們兄弟姐妹奔走于各個城市之間，打工謀生，過著半城市半鄉村的生活。由城鄉對立過渡到鄉村城市化，人的精神現實又經歷了何種嬗變？此外，科技正在打造我們的新生活——足不出戶或遠行千里均可自行選擇，工作和生活系于網絡，自媒體時代正在替代報紙電視時代，信息的發達和暢通讓人們成為無所不知的“上帝”。新生活正在塑造我們全新的觀念和復雜的內心世界，有些堅固的東西煙消云散，新的時空感覺悄然建立；豐富的社會情態和復雜的內心世界正在悄然形成。一句話，都市文化和技術文化正在塑造新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每一部有價值的時代之作將無法繞開這一現實。

另一面是作家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滯后于時代。當今天的信息、游戲、影視和廉價小說代替經典小說的敘事魅力時，美國當代著名評論家喬治·斯坦納指出：“在小說家和天生編故事的人之間，已經出現了無言的深刻斷裂”，作家的“想象力已經落后于花哨的極端現實”。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早在1936年就預言過：新聞信息“給小說帶來了危機”，他將這一切歸咎于經驗的貶值，說“經驗貶值了，而且看來它還在貶，在朝著一個無底洞貶下去。無論何時，你只要掃一眼報紙，就會發現它又創了新低，你都會發現，不僅外部世界的圖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圖景也是一樣，都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我們從來以為不可能的變化。”

經驗泛濫和過剩導致經驗貶值的同時，也導致了小說家經驗的逼仄和膚淺，因為經驗的大量傳播和高速度將具有想象力優勢的小說家置于與讀者平等的地位，小說家經驗甚至不及于一個分工細微的職員，所以在今天的時代，小說家們的想象自信正在被打垮，他們不斷在重復一句話：生活比小說精彩。既然如此，還要小說干什么，還如何寫小說？而過去小說家身上擁有的那種“好的小說永遠比生活精彩”的寫作信念，在今天的時代面前黯然失色。

時代之大作難以出現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時代把握之難和作家想象力滯后于現實以外，或許還有一個深層次原因：舊有的長篇小說文體是否無法適應今天的時代了？它是否無法囊括當下龐大而復雜的物質現實和精神現實了？這個時代的表達或許需要一種創新的長篇文體，而這種文體正在醞釀之中。我們的文學變遷軌跡已經見證過史詩和戲劇的衰落，或許它正在見證長篇小說的某種變異。比如網絡小說已經出現了千萬字數的超級篇幅，那么篇幅的延長是否會是時代之作的新趨勢？德國漢學家顧彬明確表示：“長篇小說的時代過去了，應該回到中短篇小說”，“集中于一個人的靈魂”。他的理由是，長篇小說是一種對整體的渴望，而現代性之一，是全體的丟失，中心的損失。提出“歇斯底里現實主義”的英國評論家詹姆斯·伍德，奉勸那些作者不要再野心勃勃地試圖向讀者展示“世界是如何運轉的”，他們應該把精力放在描述“一個人對一件事的感受”上。這兩位評論家只是預言托爾斯泰式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在今天的失效，但他們并沒有提出新的解決方式。“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者。”在這個新的時代的節點上，時代之大作或許會與一種新的表達模式共同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