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大批鄉土作家成就卓越，為豐富祖國的文學寶庫做出了巨大貢獻，周立波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創作的《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等著名長篇小說已用在史冊，他翻譯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譯著有著深遠影響。“當代文學七十年”專題策劃選擇這位理想信念堅定、文學成就非凡的作家作為開篇，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為周立波贏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代表作，也是他影響力最大的作品《暴風驟雨》描寫了以蕭祥為隊長的土改工作隊開進松花江畔的元茂屯，發動和組織廣大貧苦農民開展對惡霸地主韓老六的斗爭。閱讀過這部小說的作家、評論家和讀者們都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周立波作為一個湖南人，為何能將東北農村和農民的風貌描寫得如此地道，如此栩栩如生？

上世紀五十年代周立波回到家鄉益陽農村和農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勞動

1946年，周立波隨軍轉戰到東北，參加了東北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斗爭。這期間，正是東北冰封雪凍的季節，農事不多，周立波經常同貧苦農民一起嘮嗑，傾聽他們無拘無束的談天。話題從斗爭地主到家庭瑣事，從風土人情到個人遭遇……寫完第一部后，他帶著初稿又到松江省五常縣的周家崗補充生活，在這里生活了四個來月。

原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鄭佳明在讀《暴風驟雨》時最大的感受便是驚訝于周立波“一個湖南人對東北的土話那樣了解，對他們的生活習慣、思想感情知道得那么深刻”。這說明周立波能夠真正深入人民群眾，與今天的很多文學作品相比，這是很大的差別，這樣的作家越來越少。不論是“老孫頭”“趙光腚”這些東北味的名字，還是《分馬》中“馬要吃小米毛色才好”的細節，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家李洱看過大部分周立波的小說，記得很多細節。講課時李洱常會講到周立波小說的細節，活靈活現，有生活氣息，雅俗共賞：“他可以寫東北，可以寫他不熟悉的區域，能夠把它迅速地轉變為個人風格，這顯示了周立波本人巨大的才華。”湖南省作協主席、作家王躍文也有同樣的感慨：“一個南方人，卻在《暴風驟雨》中把東北的農村生活描寫得那么地道，把東北人鄉下的腔調及不同人物的性格拿捏得那么精微、準確，沒有敏銳的藝術捕捉能力是實在難以做到的。”

“個人才華與革命道路之間，他需要克服很多。他在魯藝給學員們上課時，講的主要是歐洲作品。現代知識分子如果要回到鄉村、回到火熱的戰斗前線，去進入生活，之間的生活感受和價值感受，矛盾差距是非常大的。”社科院研究員陳福民看來，周立波作為一位湖南人，一位在上海參加“左聯”的人，一位接受過良好的俄羅斯文學教育的現代知識分子，無論從地域文化角度，還是從鄉俗角度，東北的生活并不是他所熟悉的生活，但他毅然扎了進去，通過對生活的認真觀察和思考，創作出了《暴風驟雨》這樣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紅色經典。

先后創作了《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等經典作品的周立波，一直以來以現代鄉土文學家或農村題材作家聞名，并與同時期著名作家趙樹理并享“南周北趙”之美譽。實際上，他集戰士、作家、學者、編譯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后兩個身份意味著，周立波憑借鄉土文學上的創作成就享譽文壇的同時，還有著令人驚異的英語功底和中外文學修養。當鄉土風情、民間文化與作家良好的西方文學素養碰撞，周立波在其作品中建構起了頗具個人特色的藝術空間，成為他區別于趙樹理式土生土長的鄉土作家的重要特點之一。

周立波原名周紹儀。從青年時代就熱烈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他，最終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英語“自由”（liberty）的譯音“立波”，并將文學創作的基調定為歌唱“美麗和真誠”，也歌唱“剛強和反叛”。

《暴風驟雨》

1924年，周立波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在周揚等人的影響下，他閱讀了魯迅、郭沫若等五四先驅們的作品，由此開始接觸新思潮、新文學。1928年他進入上海勞動大學求學，1934年參加“左聯”，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居住時期，長期自學英語的周立波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及理論作品，逐漸對各種文學問題有了自己的見解。他的主要譯著有普希金的《杜布羅夫斯基》、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基希的《秘密的中國》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民族危難之際，周立波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毅然以戰地翻譯和戰地記者的身份走上抗日最前線，創作了散文集《戰地日記》和報告文集《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等一批優秀作品。

赴延安后，他又在魯迅藝術文學院擔任文學系教員，開設“名著選讀”一課。在課程設置上，周立波在中國文學方面選取了《紅樓夢》《水滸傳》《阿Q正傳》等作品，其余則講授的是高爾基、托爾斯泰、契訶夫、歌德、巴爾扎克、莫泊桑和司湯達等世界著名作家的創作。深受西方進步文學和現代思想洗禮，西方文學在周立波的生命中有著難以磨滅的痕跡，其影響或隱或現地存在于他一生的創作之中。這種影響，一方面表現在他在寫法技法上借鑒西方象征主義、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等流派，而西方典雅、優美、莊嚴的美學觀也被他妥帖地安置在了《山鄉巨變》和《暴風驟雨》等作品中。另一方面，還表現在他的作品中自覺化用了西方文學的語言方式。周立波善于通過小說人物間地道方言和“摩登”語言的碰撞，表現新、老兩派之間的思想交鋒、對立，敏銳地以語言捕捉中國當時社會生活的演變軌跡。

在對西方文學語言資源的運用外，周立波的文學成就離不開深厚的中國古典藝術修養和扎實的觀察生活、提取生活的能力。事實上，周立波在鄉土敘事上的成功之處，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圓熟地將對西方文學的借鑒、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取法、對土語方言的改造進行了巧妙、有機的融合。

周立波早期創作的歐化痕跡是比較明顯的，直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了知識分子的寫作存在“洋八股”現象，提出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匯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應建立一種革命主體工農大眾自己的語言體系。周立波由此意識到了自己的創作與人民群眾和革命實踐的距離，懂得了真實鮮活的大眾生活才是藝術創作的源頭活水。

于是，他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他在《后悔與前瞻》一文中對自己之前的觀念進行反思與批判，認為自己“中了書本子的毒。讀了一些所謂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覺地成了上層階級的文學俘虜……看不見群眾，看不清這現實里的真正的英雄”。《講話》成為周立波文藝創作道路上的重要轉折。此后，周立波開始主動踐行黨的文藝路線，接受革命文學的主張，主動向工農兵靠攏。他投身革命洪流，深入體察人民生活，提煉方言土語，全身心地進入一種全新的藝術境界。

1946年，為貫徹落實中央“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周立波積極參與土地改革運動。他隨一支工作隊從熱河到達松江省尚志縣元寶區，作為區委副書記，認真投入到了土地革命運動中。切身的經歷給周立波提供了許多生動鮮活的材料，讓他對這段土改生活產生了很深的感觸，1948年他以此經驗為基礎完成了最早反映農民土地改革斗爭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該作品真實、深刻地描繪了中國農村沖破幾千年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榮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周立波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奠定。

1951年他赴北京石景山鋼鐵廠取材，隨后反映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鋼鐵工人生活的小說《鐵水奔流》問世，被學者稱為“反映重工業恢復建設的有益嘗試”。

1955年，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中，周立波從北京回到家鄉湖南益陽。十余年的時間里，他扎根生活，創作出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和《禾場上》《山那面人家》《北京來客》等20多篇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在深情歌頌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同時，不失濃郁的地方特色和抒情風味，兼具莊嚴蕩闊的氣勢和清新質樸的風格，開辟了中國鄉土小說新的美學范式。

周立波的才華表現在，無論是東北這片地域文化和鄉俗他都并不熟悉的區域，還是從小生長于茲的湖南農村，他總能精準把握并生動呈現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藝術作品。湖南鄉下的湖光水色、飲食男女等湘情湘韻，東北農家的婚喪嫁娶、三姑六婆等風土人情，他從這些細致入微的日常生活敘述和鄉土風情描畫中，將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娓娓道來，展現出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時隔幾十年以后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茅盾在概括周立波作品的特點時說：“從《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周立波的創作沿著兩條線交錯發展，一條是民族形式，一條是個人風格；確切地說，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周立波始終立足于廣袤厚重的中國鄉土大地，將自己對文藝政策的理解與把握，融合深厚的中外文學修養，對民族文學形式進行著孜孜不倦的實踐，最終形成了具有獨創性的藝術風格。可以說，周立波是一位兼備中西文學修養的鄉土敘事者，一位一直穩步于民族形式求索道路上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