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談及“盛唐氣象”，我們會想到李白、杜甫、王維等；當談及“魏晉風度”，我們會想到“竹林七賢”等。正是這些經典作家作品，直接凸顯了一個時代的個性與氣質。對于一個創作者來說，能否創作出精品乃至創作出代表一個時代的經典，既取決于個人主觀努力，也取決于其創作追求與時代精神的契合程度。可以說，精品創作面臨著諸多理論與實踐上的問題，需要我們做出深入細致的梳理與分析。

高遠的追求

其一是“精品”與創作者主體性的關系。創造精品是每一個創作者的追求，要創作出精品，必須尊重藝術規律、尊重創作者個性與主體性。提出“精品”要求，不只是對寫什么、怎么寫等提出要求，而且是推動創作者克服浮躁心態，推動文藝界克服收視率、點擊率、票房至上的創作取向，推動社會各界提高對文藝重要性的認識，在整體上營造重視藝術創新與藝術創造的社會氛圍，從而為創作者主體性的充分發揮創造良好條件。在我們這個飛速發展變化的時代，創作者能否克服浮躁，潛下心來專心致志地創作是關鍵問題，倡導精品創作可謂恰逢其時。與其追求數量，不如追求質量；與其涉獵眾多，不如獨擅一技；與其原地徘徊，不如勇敢攀登藝術高峰。

當然，并非每個人都能攀上高峰，但是勇攀高峰的藝術追求卻是每個人都應具備：它會帶來新的眼界、志趣與勇氣。柳青之所以為人敬仰，在于他在《種谷記》之后又寫出《創業史》；路遙之所以為人敬重，在于他在《人生》之后又寫出《平凡的世界》；陳忠實之所以為人敬佩，在于他在《信任》之后又寫出《白鹿原》——他們不僅超越同時代許多人，而且以艱苦卓絕的努力實現自我超越，不斷以自己的著作提升文學與精神的高度。在這個意義上，創作精品既是社會所需，也應是創作者的自我要求與自我期許。近年來，吉狄馬加《馬雅可夫斯基》等長詩，讓我們看到創作者如何充分發揮主體性與創造性，進而成就藝術上的精品。

豐富的體驗

其二是“精品”與生命體驗的關系。優秀文藝作品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來自創作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及其“對象化”。也就是說，創作者在每一部優秀文藝作品中都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情感與心血，也正是由于這種投入，作品呈現的不是純然客觀的物理世界，而是有主觀色彩的藝術世界，其中蘊含著創作者觀察世界的獨特視角、價值觀念與審美體驗。

我們強調優秀文藝作品與生命體驗的關系，并不是將這種關系神秘化，而是將創作者從固有的生命體驗中解放出來，鼓勵創作者不斷拓展生命體驗，將更多的時代經驗納入其中。每一個個體都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之中，其生命體驗必定受到個體的局限；當時代變化超出個人熟悉的經驗與想象，我們如果不能打開生命體驗的邊界，便只能抱殘守缺，無從理解和展現這個時代。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科技已經或正在取得突破，這將會極大影響人類社會進程；伴隨中國進入新時代，近代以來所形成的“落后—追趕”意識也正在發生改變，并逐漸改變著我們每個人的思維習慣、情感結構與生活方式；伴隨城鎮化進程推進，“鄉土中國”也正在轉變……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這些新現象都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新經驗，這些新經驗同時也是中國的新經驗、時代的新經驗、人類的新經驗。如果我們不能將這些新經驗納入生命體驗范圍，而只是固守個體體驗，那我們的生命體驗便是單薄狹隘的。我們的創作者如果不能從時代、環境中汲取營養，進而豐富自己的生命體驗，藝術創作之樹便難以根深葉茂。令人欣喜的是，從陳彥《裝臺》等近年新涌現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作家不斷拓展個人生命體驗、捕捉時代經驗的努力。

透徹的思考

其三是“精品”與思想探索的關系。所謂精品應該是“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之作。其中，“思想精深”是指想得深、想得透，可以為讀者觀察世界提供一種有益的角度。比如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都有自己的思想觀念和切入世界的獨特視角。他們的思想從哪里來？從他們對人生和社會問題的思考而來，是思想觀念和社會現實碰撞的結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處在俄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年代，新思想層出不窮，在那樣的時代一個人該如何生存、一個國家該往哪里走，這是他們思考的中心命題。正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以及不同思想之間的交鋒，構成他們著作的思想根基，推動其作品成為令世人仰望的高峰。

過去曾有作家將“感覺”與“思想”對立起來，放棄思想的深度、追求感覺的新奇，現在有的作家筆下也是有細節、有故事、無思想。我們需要將感覺凝結為思考，將思考提煉成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準確把握轉型時期豐富復雜的中國經驗，才能講好新的中國故事。我們有安土重遷的文化傳統、有城鄉結構的現實處境，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語境下，一個中國“鄉下人進城”的故事自然不同于西方同類故事，較之而言內涵也更豐富、人物內心歷程也更曲折。我們應當抓住類似題材深入挖掘，這就尤其需要創作者思想的敏銳與思考的能力。

有根的創造

其四是“精品”與藝術創新的關系。藝術創新不一定能夠創作出精品，但創作精品一定離不開藝術創新。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很多創作者熱衷于創新，但大多只是形式、技巧與敘述方式上的創新。真正的創新來自表達的“剛需”，即現有的藝術方法與藝術形式已經無法表現創作者要表達的內容，創作者在表達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就會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與方法。契訶夫的戲劇是這樣、魯迅的《野草》是這樣，許多現代主義經典作品也是這樣。

我們一些作家的創新其實只是借鑒，上世紀80年代主要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當提倡講好中國故事時轉而借鑒中國古典文學。借鑒在一定時間內可以起到自我學習、自我更新的作用，但僅僅是借鑒并不能真正切入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與心靈。“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只有從生活出發、從豐富復雜的生命體驗出發，才有藝術創新的動力，才能創作出真正的精品。在這方面，李敬澤《會飲記》等當代散文集，就展現了自由靈動的藝術創新以及對“人民與美”的追求如何轉化成了藝術精品。

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提出“寫出中華民族新史詩”的號召。我們的創作者只有充分發揮主體性與創造力，不斷在時代經驗與人民生活中拓展生命體驗，堅持思想探索與藝術創新，才能將更多的藝術精品奉獻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