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在《長江文藝》神農架筆會的討論會上，文學“向內轉”再次被人提起，不禁讓人感慨它的生命力的頑強?！跋騼绒D”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它的發端其實要從1986年說起，命運也是幾起幾落。

1986年，《文藝報》發表了魯樞元的《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一文。魯樞元標明了“向內轉”術語的理論來源：里恩·艾德爾在描述西方文學與心理學的關系時，曾明確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文學的“向內轉”使“文學和心理學日益抹去了它們之間的疆界”。

經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沉淀，文學界使用的“向內轉”術語主要有兩層內涵：轉向主體/心理，指文學創作轉向表現內心世界；轉向本體/形式，指創作中文學本體意識的覺醒，包括形式自覺和文體自覺。

段曉琳認為，與“向內轉”思潮同時期興起的先鋒文學，不但在主體/心理層面表現出了與傳統文學截然不同的特征，在敘事/語言/結構等形式層面也發生了令人矚目的文體革命。先鋒文學既具備形式層面的內轉意義，也具備主體心理層面的內轉深度。我們由此看到先鋒文學與“向內轉”的親緣關系。

新世紀以來，有關“向內轉”文藝思潮的反思又重新引起學界的關注和討論。2004年，李建軍在《文藝報》表達了他的觀點，認為來源于“新批評”和弗洛伊德理論的“向內轉”口號，對當代文學造成了消極的后果： 一是對個人內心世界的過分關注，導致“個人化寫作”、“反文化寫作”等“消極寫作”泛濫；二是過于注重技巧、形式等“內部研究”，導致文學脫離社會、生活以及作家責任感、使命感的瓦解。李建軍的觀點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學界重提高揚人文精神有一脈相承的關系。一旦過度挖掘人物的陰暗內心，過度解構題材，對整個社會的文化建設帶來負面影響，就可能步入消費主義的困境。這種傾向在任何時候都值得警惕。從這個層面來說，李建軍的批判和擔憂不無道理。

2012年，張光芒一篇《論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向外轉”》的文章，又將文學的“內”“外”轉之爭推上了臺面。張光芒針對中國當代文學“向內轉”，特別是“二度內轉”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質疑，認為當下中國文學已經偏離了現實的軌跡，連文學的“外”都看不透，“向內轉”就失去了邏輯依據，“向外轉”是文學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

張光芒說，“向外轉”并非是獨尊現實主義，也并非是放棄精神信仰層面的探求與內在心理的挖掘，他反對的主要是那種虛假化、獨語化、無根化的“向內轉”。“向外轉”也并非要求作家們都去關注與描寫重大現實題材，甚至回到“題材決定論”的俗套，當然更不意味著寫現實題材就算是“向外轉”了。

有學者認為，張光芒“向外轉”的提出有它的現實背景。當下文學審美營造能力明顯下降，參與社會價值建構能力急劇衰弱，在相當程度上，無法獨到而深刻地反映當代中國特有的復雜性。對無意主動跟蹤“嚴肅文學”的社會大眾而言，當代文學基本脫離了日常生活而成為某種“缺場的在場”。“向外轉”即是對這一現象做出的學術回應。

“向內轉”與“向外轉”的爭鳴，將文學界“寫什么”與“怎么寫”的問題延續到了當下。

“向內轉”或者說“怎么寫”更具有動態性和現實意義。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和互聯網的全面普及市場經濟化，以及社會價值觀的進一步多元化，中國已進入后現代社會是不爭的事實。傳統的農耕社會已經瓦解，建立在農耕社會基礎之上的傳統現實主義文學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很難想象《半夜雞叫》等作品在當下能與讀者形成共鳴。哪怕是改革開放之初，曾經風靡一時的《新星》等作品，也因為失去了時代的對應物而無法與讀者的情感形成重疊和共鳴，重提這樣的作品，照樣沒有了現實意義。以前的“世界”是統一的,它統一于單一而具有凝聚力的價值觀。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統一價值觀的破碎。這都給后現代主義大行其道提供了機會。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文學的發展一定要適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落后于時代和社會，落后于大眾總體審美高度的文學，必將被淘汰。用過時的眼光看時過境遷的事情，難以為讀者提供跟得上時代發展的作品；即使是歷史題材，也需要用當代眼光審視歷史，才能創作出符合當代審美趣味的作品。而“向內轉”就成為應對歷史題材的理想方案。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李修文編劇的《十送紅軍》就有明顯的“向內轉”傾向，作品視點下沉，進入個體（無名戰士）內心，本來的宏大敘事出現了以前不曾有的強烈的感性色彩，作品的形式也因此發生了變化。他的大膽嘗試，讓革命題材也具有了當下意義。

在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中國文學全面再返傳統的現實主義已不現實，先鋒文學已式微，那么，中國文學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尋找一種或者幾種與社會實踐緊密相關的文學方式變得必要和迫切。

在回顧“新寫實”思潮的發展過程時，丁帆是這樣表述的：那種一成不變的現實主義小說失卻了優勢，面臨著危機。在這種危機面前，有許多明智的作者開始了對現實主義小說創作方法的修正與改造，由此而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新寫實”小說，這種“新寫實”小說與變種的“現代派”小說幾乎是并駕齊驅地顯示著各自的光輝?！靶聦憣崱钡膭撟饕鸦蚨嗷蛏俚赜袡C地融入了新的表現技巧。

賀紹俊也認為，現實主義仍然是中國文學的主潮。但今天的現實主義已經不似過去的單色調，而是變得色彩斑斕了，這得感謝先鋒文學長期以來的浸染?！?0后”以及更年輕的一代是在新的語境中開啟文學之門的，如今“70后”已經成為文學創作的主力，必須看到他們在創作方法上帶來的新變。

不論是丁帆還是賀紹俊，都認可先鋒文學的文學史意義。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句話強調的是文學史的連貫性與承繼性。在他們看來，回歸到寫實，不是先鋒的終結，不是馬原宣布的“小說已死”，它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先鋒文學的理性回撤，二是現實主義在新的語境下，為了適應時代發展和讀者審美趣味的提高，不斷吸收和容納先鋒文學新的表現技巧。

“向內轉”，“向外轉”，“新寫實”，“個人化寫作”，“現實主義沖擊波”，“主旋律文學”，“底層寫作”，或者“純文學”，文學界各個時期圍繞這些焦點的爭鳴，都是為了應對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先鋒文學在形式上的創新難以為繼之后提出的中國文學發展的解決方案。只有攜手更有效地向時代敞開，共同尋找辯證融合影視及網絡的敘事方式，才能為中國文學打開想象空間，拓展更廣闊的領地。

哪些方案更適合未來中國文學的發展，或者說，中國文學新的可能性在哪里，雖然結論現在無法揭曉，但永遠值得我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