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隨著新文學各種體式的產生、發展和繁榮，我國傳統文言小說、散文、戲劇等文體整體上日漸式微，獨有文言詩歌是個例外。無論從參與創作的人數而言，還是從產生的作品數量而言，甚至從詩社、詩刊的數量，以及各種雅集、采風創作與比賽活動的頻次而言，古近體詩、詞、散曲都是一個足以與新詩分庭抗禮的龐大存在。但是，二十世紀以來的詩詞各種體式與其他文言文學體式一道，長期被排斥在文學史描述范疇之外，同時也失去了其“體制內”的文學身份，這是一個值得引起深思的文學現象。

毫無疑問，當代詩詞既是中國古典詩歌諸種體式的延續性存在，又是仍然活在當下的表現當代生活經驗與情感體驗的文學樣式。在浩如煙海的當代詩詞散曲作品中，并不乏可以媲美傳統詩歌與現代新詩的優秀之作；從事詩詞寫作的少數杰出之士，倘置之古代優秀詩人之林與現代以來優秀新詩作者之列，也足以與他們相視一笑，把臂入林。然而，是什么原因遮蔽了當代詩詞的文學屬性與文學身份，從而影響到其在當代文學史上應該獲得的正常地位呢？粗略而言，不外乎兩點：一是過多猥濫之作阻擋了優秀作品脫穎而出的機會，當代詩詞經典作者與經典作品未能充分呈現并獲得讀者的認知與認可；二是當代詩詞學理性研究的匱乏導致其尚未有效進入當代文學學術評價體系，從而未能引起詩歌研究者的充分重視，以致當代詩詞批評與研究未能貼近創作現場。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詩詞作者身份的平民化與大眾化成為一種無法阻擋也無須阻擋的趨勢。尤其是近幾十年來，詩詞普及化與大眾化口號被充分強調之后，此種趨勢尤盛。當代詩詞作品的絕大部分，日漸成為社會文化活動的產物，而難以納入文學研究的視野。有鑒于此，我們可以把當代詩詞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作為文化載體的詩歌，一類是作為藝術元素的詩歌，一類是作為文學文本的詩歌。每一類詩歌都自有其特色，自有其代表作品。我們評價不同類型的詩歌，應該秉持不同的標準和要求，不宜一概而論。對作為文化載體的詩歌，可以從其思想深度、實用功能與教育意義來評價，這類詩歌，或充當意識形態的工具，或出于人際交往的需要，或本身即含有強烈的訓導意味，或包含一定的商業元素，或為表現某一行業及這個行業的中心事件與優秀人物而寫作，其目的與功能有著明確目標與行業指向。對作為藝術元素的詩歌，人們多把表現這些詩歌的其他藝術載體形式，或者詩歌與這些藝術形式的相互關系作為主要評價標準，如書寫詩歌，人們更關注其書法藝術；如題畫，人們更關注詩畫關系或畫作本身；如作為音樂元素的詩歌，人們更關注其音樂與聲樂表現；如作為詩劇或微電影的詩歌，人們更關注舞臺效果與舞美，甚至影視剪輯，等等。對作為文學文本而獨立存在的詩歌，人們多注重其情感深度與修辭手段，從審美表現的角度來評價其寫情是否真誠，寫景是否逼肖，寫事是否清暢，其情、景、事、理是否布置恰當，或是否互有關聯，等等。

以上分類，只是就其大略而言，不僅僅限于當代詩詞，歷代詩歌都可以作如是觀。三類詩歌作品雖然功能有別，藝術性也有強弱之分，但并非彼此完全孤立的存在。其每類之中臻于極致的作品，或可同時具備三類詩歌的屬性，即：作為優秀文學文本的詩歌也許會被人們樂于運用其他藝術形式加以表現，其本身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或公共宣傳、公共教化等其他社會功能；部分作為藝術元素的詩歌，也有可能成為優秀的文學作品，同時具備一定的思想深度與認識價值，具備一定的宣傳與教化功能；作為文化載體的詩歌，與政治、經濟等社會生活關系密切，其工具性及實用功能最強，但其中未始不含有具備高度審美價值的作品，未始不能被人們運用其他藝術形式加以表現，從而使接受者獲得思想教育和文本審美之外的藝術體驗。古今優秀詩歌不斷被譜曲演唱，至今活躍在藝術舞臺之上，古代題畫詩也有不少脫離畫幅限制而成為經典文學作品留傳至今，甚至有些“遵命”之作不僅同時獲得其他藝術形式表現的機會，而且也成為優秀的文學作品傳播開來，便是明證。

就當代詩詞來說，與古代詩歌相比，其生成與存在語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作者群體從精英向大眾的轉變，創作場景從主要基于私人場合到面向公眾的轉變，題材來源從親歷與見聞到面向社會事件的轉變，傳播場域從抄寫、刻印到刊物、互聯網以至移動終端發表，等等。這些變化，使得當代詩詞在繼承古代詩歌言志、抒情傳統的同時，日益成為社會輿論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上三種類型的詩歌，共同形成當代詩詞文化生態，各自成為這一詩詞文化生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研究當代詩詞，不宜畸輕畸重，顧此失彼，理應秉持宏闊的視野，充分調動社會學研究者、文化學研究者、教育學研究者、心理學研究者，以及文學研究者等，將所有類型的詩詞一并納入研究范疇，充分發掘當代詩詞的宣傳功能、審美功能及教化功能等，充分發揮當代詩詞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價值與作用。可以說，當代詩詞包羅萬象，切入了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可以作為文學研究對象的這一部分。

作為文學文本的詩歌，無疑是文學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對象。當代詩詞各種體式，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一方面沿著它的“先輩”即中國古典詩歌開辟的道路“接著走”并接受其影響，一方面也和它的同儕即新詩所開創的道路“并排走”且相互產生影響，甚至不時地楔入西方詩歌的領域，楔入現代小說、影視等藝術領域，在傳統體式外衣的包裹下不拘一格地探索詩歌發展道路的無限可能性。與此相關的是，當代詩詞創作批評與理論研究卻未能與創作現場形成有機聯系與有效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當代詩詞藝術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這里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伴隨傳統詩歌體式失去詩歌領域的公共話語權或學術話語權之后，各級文學行政管理機構以及文學研究者、文學史研究者對此漠然置之，導致古代文學研究者、文學史研究者對于變化了的當代詩詞難以把握其特征與走向的因素，也有著現代詩歌研究者、現代詩歌史研究者出于學科建設的偏見，有意忽視或“打壓”對與新詩并時存在的傳統體裁詩詞進行學理性研究，甚或因自身知識背景的缺憾而難以勝任當代詩詞批評與研究的因素。

如今，如何對數量浩繁的當代詩詞作品開展學術批評與學理性研究，最終將其納入到現代學術評價體系中加以審視，并通過對當代詩詞的學理性研究與學術性評價，反哺當代詩詞創作，以期形成詩詞研究與詩詞創作的良性互動，形成古近體詩、詞、散曲等“舊體詩”和新詩、歌詞、歌謠等諸類詩歌體式和諧發展的良好局面，成為擺在文學研究者面前的一個嚴肅的課題。我們把這個課題明確地提出來，期待得到文學研究界和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以文學研究為切入口，開啟對當代詩詞的全方位研究，以期更好地傳承和發展優秀詩詞文化傳統，并使之融入當代文化建設的宏偉事業之中。

莫真寶：中華詩詞研究院學術部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