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讀小說，常感作家在描述時代現狀、處理現實問題方面并非那么得心應手。不難發現，當下有不少小說是各類新聞事件的串燒，似乎和現實貼得近，卻少了一份才情與想象力；也有的用了魔幻現實主義方法，想象力看起來是大而飛揚，可少了細節與邏輯的堅實支撐……其實我們很難讀到一種真正素樸、有力的現實主義，更不用說像胡風所言刻畫出“精神奴役的創傷”時，見出作家與人物的靈魂。

傳統的現實主義方法及精神的落寞，其實也隱含著作家的寫作“癥結”：一方面，是對現實的疏離。比如很多作家依然在寫著與鄉土相關的主題，但對鄉村的現狀已然陌生，憑借的還是年少經歷或者有限的見聞。另一方面，是思想力的貧乏。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界與思想界是緊密互動的，很多社會思想問題在文學中得到了回應，比如青年的出路問題、鄉村的發展問題，這可能也是那個時代的文學能引起眾多共鳴的原因之一吧。作家有了思想力，才能對現實發問，而不會流于一般的“問題小說”，對政策及時局進行簡單的圖解。作家應對時代現狀及人的精神處境保持一份警醒，要持續思索并追蹤這些境況背后潛藏著怎樣復雜的成因。

對現狀的陌生與思想的無力，寫作上容易陷入思維固化，比如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很多人還是停留在二元對立的模式上。寫鄉村必寫人去村空的凄涼景象，寫城市似乎也只能寫欲望的膨脹與各種惡念叢生，看不到新的氣象，也無從把握這種新的氣象所帶來的變化。精神上也多半是悲觀的，且這些悲觀的成色相近。如何用精確的筆墨來描述當下，又如何讓小說重獲一種感動人心的力量，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炫目的寫作技藝并不能掩飾一個作家在現實面前的慌亂與無力。當然，理解當下并非讓作家開具明晰藥方，或者指明方向，寫出現狀、問題及迷惘，同樣是一種當代意識。從疑問出發，也可呈現出一種真實與堅定。對很多作家來講，當前主要的疑問之一，莫過于理解正在發生的現代性進程，愈來愈顯著的城市化背景，偏遠家鄉在這一場發展的博弈中處于怎樣的狀態，人的精神與倫理又會迎來哪些巨變。

讀完陳毅達的長篇小說《海邊春秋》，頗受觸動。小說給人以感染的主要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尤其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總有一種力量能讓你動容。這些人都是有情義的，大至對國家、家鄉，小到對長輩、親人，作者能夠捕捉到他們內心深處最真摯的情感，不突兀，不夸張，把他們放置在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中，細微中見真情。還有，整部小說中所洋溢出的那種久違的暖意和進取精神，也可見出作者對現實的理解力和思想光彩。

小說講述的是省文聯作家協會副秘書長劉書雷參與援嵐工作的故事。偏處一隅的嵐島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想要推進其經濟發展及各項設施建設，并想引進蘭波國際對嵐島風景的開發項目，一系列的矛盾由此展開。《海邊春秋》里也有地方與中心的背景，傳統與現代的語境。因為海島固有的地理環境，之前一直是被現代性所遺棄的對象，閉塞，貧窮，落后，后來時代風習一變，她的風景資源被發現，成了現代性所同化的一個對象。

事實上，現代性就是這樣一場趨同化的進程，我們置身的已不再是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經驗來生活的自足社會，本雅明所說的老人給下一代講故事傳授經驗的時代早已經結束。小說呈現這樣一個變遷背景的方式之一，是將人與人的命運、人與村莊的命運勾勒出來，或者說，人與村莊的命運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了這一場現代化的實驗當中，沒有人可以逃脫現代性對他的影響。

對嵐島開發建設的焦點問題，也就是藍港村村民是否搬遷，海島是與自身優勢、傳統底蘊、本土風情，與當地村民及新一代年輕人的利益、愿望與情懷結合起來進行建設，還是完全由外在的力量來做主？放大一點說，這也是當下許多村落或偏遠之地所面臨的困境。村子里像大依公這輩人，靠海而生，生命也就聽天命，讓大海做主，倘若讓他們離開出生地，離開故土，不啻是對他們的致命打擊；而比他更年輕的人已經不再以海上資源為生，而是以現代知識和技能去城市謀生，如果整個村莊搬遷，他們也將成為沒有故鄉的人——但在他們心里，其實是愿為家鄉的發展奉獻一己之力的。故事里還有一位想著賣畫攢錢來找父母的小姑娘蝦米，她的生活及家庭景況大致也可以反映出社會一角。

現代性的力量并不一定就是破壞性的，許多時候也是建設性的。也正是在圍繞嵐島的建設問題上，眾多矛盾匯集在一起，不僅有政府、國際公司、村民多重力量的較量，也有眾多人物心力的對決，時勢所趨之下鄉村的發展與未來，以及青年的出路問題呼之欲出。

《海邊春秋》里大致寫到了三類青年形象：一是劉書雷、張正海這樣的援嵐或基層干部；二是以海妹等為代表的現代知識青年；三是像蝦米爸爸這樣的外出務工人員。其實每一類人物形象在當下都具代表性。

劉書雷是京城畢業的高才生，小有名氣的文學評論家，如果沒有這一次基層體驗的機會，他大概一直在自己的文學小世界里怡然自得。雖然博士畢業時，也曾為是留京還是回鄉的問題有過猶疑，回到省城后，他也并不大樂意參與外界的事，畢竟他所在的單位是文化部門。一旦他實地參與到基層的建設問題，不管是文化人的人文關懷，還是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都催迫著他去為當地的村民做些實事，結合他們的實際所需與現實欲求來尋找嵐島建設與發展的最佳方式；他對蝦米的愛護，為她買衣服、手機，為她尋找父親，主動融入當地村民的村務及感情世界，積極地幫他們解決問題。長時間接觸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劉書雷找到了一種有別于文學的實踐方式來面對所置身的世界，并且從中獲得了一種實實在在的價值感。

張正海也是如此。他回到家鄉，利用自己所學的專長，為自己家鄉謀福祉，他感受到的同樣是一種舒心的暢快。再如海妹、曉陽哥、依華姐這些從嵐島走出去的現代知識青年，海島給他們留下過心靈的創傷，他們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因為生存環境的惡劣，他們的父親或是在出海中遇難，或是為了救他人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相同的遭際讓他們惺惺相惜。他們對家鄉有著很深的感情，家鄉的發展及變遷將他們召喚在了一起。而像蝦米的爸爸曾小海這樣的外出務工人員，因為知識技能的局限，很難在城里有所發展，所謂工作，不過是糊口罷了，而家里還有老人、小孩等著照顧，倘若家鄉有一席之地讓他能有所兼顧，生活的重負就會減輕許多。

這些青年的現狀，都在指向同一個問題，那就是象牙塔所學的理論知識、讀書人的良知與情懷，是否能夠真正在社會實踐中有所作為？個體的發展能否與家鄉、時代的發展同步？除了在城市安營扎寨，家鄉、基層是否還是年輕人實現夢想與價值的廣闊天地？這個看似宏大的問題，從五四以來直到當下，一直在追問，也一直有追問的價值。雖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狀況，但問題的實質并沒有重大改變。記得費孝通曾講過鄉村的損蝕，在他看來，城市帶走了鄉村的精英，而在城市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已很難再回到鄉村有所作為，他們所學的知識、技能與鄉村的實際所需已經格格不入。

而現代以來，大多數時候，中國小說倘若涉及城鄉問題或村莊在現代性進程上的發展機遇問題，幾乎都在講述青年離鄉出走、鄉下人進城的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反映知識青年與鄉村命運的小說，比如《浮躁》《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雖然還在贊賞鄉村的美德及發展前景，鄉村的美德仍然是這些青年所眷念的，離鄉進城的青年最終也有回鄉繼續自己人生的可能，但鄉村的發展大勢已經昭示了青年并不明朗的現狀與未來。

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說，離鄉，“往城里去”仿佛是一個焦灼的命題，牽引著眾多年輕人的人生方向。歸來者是少有的，更不用說是知識者的歸來——即便歸來，或許也是帶著現代性所遺留的身心戕害。賈平凹小說《帶燈》里的主人公帶燈，可以算是一個鄉村歸來者的形象。作為一個基層工作者，她以女性的柔情和讀書人的良知來面對鄉村事務，但她的身心狀態每況愈下，她不自知的夜游癥正如鄉村不知如何發展的迷局。與之相對的，是在城市的魅影下，年輕人的各種迷思，以及他們在城市的空間里試圖改變自身命運的努力，常常是讓人心生悲涼的。這從近年的《篡改的命》《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等作品中，可見一斑。

但這些形象終歸讓人覺得欠缺了一些什么，也許，我們還期待著青年精神形象的變化。當年輕人不再有鄉愁，當所有的發展指標都指向城市，或者以城市現代性的標準來度量，那么，留給那些渺小個體的空間也許會變得越來越局促。

而在陳毅達《海邊春秋》里寫到的這些年輕人，可謂是真正的歸來者。他們當然是一群有情懷的人，也是一群仍對鄉土有所感念的人，愿意將個體的價值置放到廣闊天地之中，現代的知識、城市的見識，還有他們獨特的人生經歷，開闊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可以看到并欣賞家鄉的優勢所在，有著反哺家鄉的愿望與動力。作者著力塑造這些人物，寫出了他們的熱情與抱負、歡喜與隱憂、果敢與動力，顯然可以給當下的青年形象提供有力的參照——至少這類形象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是少見的。

對青年問題的再次提及，不僅關系著城市、鄉村的發展，也是對當下青年思想資源與精神狀態的一次梳理與考察——中國的文學需要有一束這樣的審視的目光。前一段時間在《文化就是身體》一書中讀到了這樣一段話：“物質主義帶來了一種機械式的宿命論，支配了當代生活的各方各面，導致我們讓自己囿居于狹窄、可預見的范圍內，使得我們對一個不同于宣傳中的世界的想象能力越來越式微。藝術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應該是給人們制造重新感知世界的機會，刺激他們的想象，好讓他們‘活在提問里’。通過啟動新的對話，創意地面對沖突，藝術家能刺激廣大的群體，從結果衡量標準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陳毅達對現實的敏感與提問，尤其是他對青年問題的關注，激發了我們的想象；青年如何歸來，鄉村如何發展，也有了新的可能方案。他所寫的，也許還不具有普泛意義，但他之所思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