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思想，其中對文藝在新時代的作用尤為重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新時代的新要求：“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從這四者的邏輯關系來看，無論是中國故事，還是中國聲音，都是對中國精神的傳遞和呈現，詮釋好了中國精神，中國風貌也就自然展現在世人面前。因此在這四個“中國”性中，中國精神是最為核心的要素，對中國精神的書寫是新時代賦予文藝的歷史使命。

何謂“中國精神”？

何謂“中國精神”？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說：“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我們要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因此，中國精神深植于五千年來中華傳統文明，是流淌在每一個中國人血液中的文化標識。它具體表現為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這種中國精神，是傳統與當下的結合，是時代與超時代的融聚。在中華五千年歷史長河里，出現過無數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他們璀璨若星，用自己的行動和詩篇感動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反復提到了屈原、文天祥等人及其詩作，作為杰出的傳統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們用生命詮釋了愛國主義的深沉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這一觀點有著深厚的現實和理論基礎。文藝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是對現實或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有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文藝從來都不是與時代社會無關的、僅僅封閉于自足的藝術象牙塔之內的事物，它一直與后者同呼吸、共命運。《詩大序》中提出的“變風”“變雅”，討論的也是文藝與社會緊密聯系的事實。正因為文藝反映現實，所以才會出現一代有一代之文藝的現象。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精神，它們是不同時期中國精神的體現。文藝在反映了時代生活的同時，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同樣地，文藝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面鏡子，它自然也會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抓住了這個精神，也就捕捉到了我們這個社會和時代的風貌和本質。因此，記錄和書寫當下的中國精神，是歷史賦予文藝工作者的文化責任。

每一個時代的精神都凝聚了那個時代的價值訴求、理想和力量。在這個時代，集中體現了我們價值訴求和精神力量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在當前，對中國精神的書寫，就是對核心價值觀的呈現和表述。習近平總書記說：“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充分認識肩上的責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這是對當前文藝工作者的殷切希望。

中國精神的當代書寫就是文藝人民性的直接體現

從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文藝的系列講話中，還能夠發現，新時代書寫中國精神與堅持文藝人民性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書寫新時代的中國精神，就是對文學人民性的踐行。

文藝人民性方向是中國傳統文藝和美學精神的延續，也是馬克思主義在文藝領域的直接體現。先秦時期文藝理論中的“觀風”思想、“采詩”制度，雖然是統治者體察民情的方式，其本身也暗示出文藝對人民生活疾苦的關注。屈原在詩中感嘆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就是文藝人民性的生動呈現。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詩作千百年來廣為傳頌，與其“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創作訴求直接相關。民本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自然也是作為文藝主要創作者的文人士大夫所認同的價值。在中國文化和文人傳統中，一直存在著“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憂患情懷和責任意識。而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文藝人民性一直是體現了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文化屬性的重要面向。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在給友人或文藝批評中提出要關注和書寫工人階級的生活與命運。例如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說：“工人階級……應當在現實主義領域占有自己的地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也指出，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習近平總書記說：“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扎根人民。”從馬克思恩格斯對工人階級文藝的熱切希望，到新中國領導人對文藝人民性的有力倡導，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價值屬性得到了越來越充分的重視和實踐。

社會主義文藝對中國精神的詮釋，就體現在對文藝人民性的堅持上。從文藝人民性來看，這種書寫的當代性有多重面向。首先，提供健康美好的精神食糧，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除了物質生活需求之外，還有精神需求，尤其是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與文化的普及，人們在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高，這就需要文藝工作者用高質量的藝術作品，感奮人心，提供正能量。其次，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抒寫。文學藝術是人學，古往今來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都飽含對人類命運和境遇的關注和思考。當代中國精神，不是一個脫離人民生活、人民價值和觀念的東西，而恰恰是人民大眾內心深處的祈盼和對理想世界的向往，文藝工作者需要把老百姓的愿景和理想用形象表達出來，用藝術語言傳遞出來。再次，對中國精神的書寫，還要處理好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市場是當代文化生存的語境，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一切文化生產，需要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二者中取得平衡。好的文藝作品，一定可以叫座又叫好，既能夠獲得良好的社會影響，又能夠獲得不錯的經濟效益，成為真正的文藝精品。

新時代的文藝需要書寫新時代的中國精神。這種文藝將會是為人民的文藝，以人民為中心，它所呈現的也將會是縈繞在人民大眾心中的夢想和希冀，它所發掘的是植根于中華民族血脈中的優秀品質。正如習總書記所說的：這樣的文藝，這樣的中國精神書寫，可以“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和心靈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