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并不總是平衡的。眾所周知，盛唐產生了李白光輝的詩篇，唐代由盛而衰時貢獻了杜甫不朽的詩篇。“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辟|言之，李杜彪炳史冊的光輝實踐打破了這種詩歌創作史上的“歷史周期律”。

新時代應當能夠產生偉大詩人及其偉大詩篇。這是新時代向詩人們提出的新課題。然而，我們現階段有些詩歌充斥著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和技術主義。除了能夠看到一些詩歌技術上的明顯進步外，在詩歌精神和詩歌美學上反而給人以萎縮和晦暗之感。尤其是口語詩歌和很多網絡詩歌竟然以規避崇高和抵制優美為傲，其“無厘頭”使詩歌蒙上了濃重陰影。在它們那里，生活仿佛真的只有茍且，沒有光亮和遠方。顯然，新時代詩歌患上了比較嚴重的軟骨癥、侏儒癥和自閉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急切地向新時代中國詩人發出鄭重的吁請：新時代詩歌呼喚崇高美。

　【本欄目由文藝報社、詩刊社、光明日報文藝部聯合主辦】

崇高就是雄偉、莊嚴、壯麗、高遠、遒勁。崇高不是單向度的、臉譜化的、標簽化的、定于一尊的。詩歌的崇高美，是多樣化的。在百年中國新詩史上，我們既有吶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飆突進的詩歌；又有飽含熱淚深情型的崇高，如艾青的“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也有憤激、勸勉和自省的政治抒情型崇高；還有國家情懷和人類意識的勇于擔當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長詩《狂雪》和李松濤的生態長詩《拒絕末日》等。中國新詩的崇高美是豐富多彩的。這種多姿多彩的崇高“傳統”，在新時代應該得到繼承和發展。那么，我們在已有豐厚的新詩崇高傳統面前，如何接續奮斗、創造出屬于新時代新詩的崇高精神來？

要有始終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論崇高聞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說：“沒有任何東西像真情的流露得當那樣能夠導致崇高?！彼麖娬{了“真”及其“流露得當”對于崇高產生的必要性。以往我們唾棄文藝創作上的“假大空”，現今大家不滿于文藝創作上的“假小空”。但并不是所有強烈而激動的情感（如煩惱）都能產生崇高。也就是說，真情只是崇高產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那么，到底什么樣的激越情感方能導致崇高的情感？以人民為中心的情懷感、幸福感、境界感、責任感和光榮感，是治愈新時代詩歌缺鈣的靈丹妙藥。許多詩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會去“哀民生之多艱”，也不領會“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反而縮進自我的小天地，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兩耳不聞“人民事”、一心只寫“自我詩”。于是乎，那些自私自利的“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竟然旁若無人，借助網絡招搖過市，仿佛越自我越有詩意、越人民越遠離詩！諸如此類的自言自語、快感呻吟、遠離社會和民眾的所謂“個人寫作”一度被吹上了天。這種把“個人寫作”和“宏大寫作”二元對立起來的觀點和現象比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寫作”是非詩的，而唯有欲望性的“個人寫作”才是詩的。殊不知，“個人寫作”與“宏大寫作”是可以互為借鏡的，從前者出發，可以抵達后者。

要有莊嚴偉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偉大的心靈的回聲”。我們的心靈是可以鍛煉的，鍛煉得好，就可以到達崇高，進而孕育崇高的思想。所以，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有無此認識？我們有了此認識后，愿不愿意錘煉我們的心靈？以及我們該如何錘煉？這就要求詩人努力克服自我、戰勝自我，同時要與自然和傳統“競賽”，畢竟偉大的詩人在自己靈魂中“植有一種所向無敵的，對于一切偉大事物、一切比我們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熱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對自我和大自然的細枝末節進行樂此不疲的摹寫；也不能對古今中外傳統“無主腦”地模仿，而是在不斷學習的基礎上，要與之對話，乃至對抗，進而超越它們，從而形成屬于自己的獨特詩藝。在古代就有詩評家指出：“今作詩，有意要人知有學問、有章法、有師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崇高的思想，光有學識、技術和傳統，只能創作出繁文縟節的“有剩余”的詩，而寫不出“真切可愛”的真詩。田間的《假如我們不去打仗》曾經激勵過多少愛國民眾投身于中華民族抗戰的偉大事業！賀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經鼓舞過多少男女老幼對新中國的無限熱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偉大的詩人必須大公無私、心懷遠大志向，必須統攬全局、無私奉獻、全心全意服務于人民、國家、社會和歷史進步，同時具備廣博學識和良好學養，才能寫出“第一等真詩”。

要有表達崇高情感和思想的卓越能力。長久以來，西方“純詩神話”像宗教般控制了許多中國詩人。在西方純詩那里，外界任何事物都是“非詩”和“反詩”的。純詩唯技術至上和語言至上。純詩成為一種看上去很美而實則平庸的文字游戲。顯然，作為自娛自樂的文字游戲，純詩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將其視為傳達人類思想的武庫，純詩的合法性就極其脆弱。史詩性寫作是對純詩寫作的置換。進入新時代，登月工程、大國重器和時代楷模等，這些恢宏雄壯的事物和英雄，一起來到了中國詩人面前；在豐沛的情感和高尚的思想催生下，它們會激發詩人磅礴的想象，最終凝結成崇高的詩歌意象。史詩的時代需要時代的史詩。而時代的史詩，或者說，史詩性寫作，需要與之匹配的堂皇卓越的恢宏結構以及使之最終得以呈現的華美壯麗的詩意辭藻。

概言之，新時代的詩歌寫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偽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熱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許玷污，更嚴禁消解。畢竟具有崇高美的詩歌不是說服，而是給人以狂喜、驚嘆和激奮，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凈化和升華。也只有具備如此崇高美的詩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作者：楊四平，系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