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與李戡

胡適去世的當天晚上，李敖曾寫下：

“別看他笑得那樣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

這是胡適去世前一個多月，他在《播種者胡適》里寫的，后來，圍繞著這句話，李敖寫成了一篇文章，篇名叫《“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也是圍繞著這句話，他陸續寫成了《胡適研究》《胡適評傳》《胡適與我》。而且，在文星期間，他為胡適編纂了《胡適選集》十三冊出版發行，并由此引得胡適門徒和胡夫人對其“紀念資格”的“討伐”。

李敖說，自己是以“酬答死友”的心意來發揚并流傳胡適思想的，并不只是為那雪中送炭的一千元——在李敖籍籍無名，窮得當褲子的青年時代，胡適曾送他一千元救急。

李敖認為，傳播胡適的思想才是對他真正的尊重和懷念，至于由誰來發揚流傳、由誰來出名得利，根本都屬于小焉者也，都是余事，不足為慮。

那時候的李敖，研究和撰寫胡適的學者李敖，敬謹審慎，中正平和，境界超凡。或許，迄今為止，對胡適思想的研究，也難有出其右者。難怪有讀者感嘆，以李敖的才華，若是安心做學者，成就豈可限量？然而，李敖所在的時代，李敖所有的性情，學者的書桌又該安在何處呢？

胡適身后，幸有李敖。“五四”百年之際，此感尤甚。李敖逝世周年之祭，此感尤甚。

百感交集中，只留一問：李敖身后，“李敖”何在？

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自傳里，有一節叫《我吹牛，因為你沉默》。他說：“我承認有些人了不起，但他們活在我活的時空里，不會凌我而上。王陽明說他做圣人，他做不到；但圣人做他，也不會超過他。”

平心而論，這并非狂人之語。評價一個人的主張和思想，讀他，研究他是基礎，而且環境和背景不可或缺，大是大非是否有失至為重要，這是常識。評價一個人的歷史價值，歷史的眼光是其根本，毀譽皆須有據，這也是常識。

李敖，堪當這樣的閱讀和研究。

然而，因為他傲、他獨、他鬧、他罵、他吹牛、他計較、他“自大其身”、他不招朋引類、他自足、他才華無敵，所以，他的苦心焦思、困學紀聞、他的“沒個商量處”，他的“雖千萬人吾往矣”都更容易變成圍觀者心中的塊壘，看客眼前的鬧劇，而難讓人有鄭重謹慎的興趣，有客觀深入的能力，所以，他孤立、他寂寞、他不幸。

高層難及，浮云遮眼；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誤讀亦隨之，寂寞亦隨之。

“我的朋友胡適”尚且身后寂寞，托衣缽者代代無窮的魯迅尚且身后寂寞，何況李敖！

或許，這不是難解的謎題，這是人間崎嶇，是人心炎涼，是古今中外的通理。

或許，天才和巨人總是知音難覓，在大名大利之間，坦蕩和溫暖也總是稀缺。

在《李敖自傳》的最后一節《給他們時間，但我不再給我時間了》里，李敖慨嘆：“我一生被蠢人罵……對先知來說，他必須有心理準備：蠢人可能跟不上你，他們尚在永恒中沉浮，要給他們時間來罵你。”

八十歲的李敖，依舊自信，依舊昂然。正如我們今天重讀他的書，依然會感到的他的樣子。

李敖去世之后，他的兒子李戡，從經濟學改學近現代歷史的劍橋大學博士，曾在上海、沈陽等地的書店跟讀者見面。言談舉止間，他沒有父親身上的“狂”，反而有時候略顯拘謹。他更是一個年輕的紳士，在八月的上海也堅持以西裝上臺。只在回答讀者提問的時候，在往返車程中閑聊家事的時候，他更多地讓我們看到了李敖的影子，機敏、有趣、是非分明。看得出來，他關心大問題、大是非，也不放過小矛盾、小細節。

最近，他出版了新書，顯然，在成為歷史學者的路上，他邁出了自己的步伐。

而在父親去世半年的時候，李戡曾在朋友圈中寫：

“半年前的此刻，爸爸離開了，他走得很干脆，沒有痛苦，就像回憶錄里寫他爺爺‘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我看著爸爸斷氣，趴在他胸口哭了幾分鐘，想起小時候和他玩耍時最喜歡咬他的耳朵，于是我輕輕咬了他左耳一口，用這種方式和他道別。爸爸在病床上和我說過，‘我們兩個人的事，是一個人的事。’我永遠銘記在心。《論語》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對我而言，終生無改于父之道，才是一生奮斗的目標。”

或許，李敖依舊未來可期，因為有李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