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美國著名桂冠詩人W.S.默溫（William Stanley Merwin）逝世于夏威夷的毛伊島家中，享年91歲。

默溫的詩歌以神秘聞名，充滿了隱喻，也充滿了活力。他曾在一首名為《墓志銘》的詩中寫道：“死亡不是消息。那塊我成為的石頭，他進入我的寂靜，而我將依然為他靜止。”默溫的詩歌生涯便是這首詩的寫照。他曾兩次被評為美國桂冠詩人，獲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和兩次普利策獎。他是同時代作家中最高產的詩人之一，當許多詩人的創作活力停頓和萎縮下來的時候，他的詩歌依然不斷變化，不斷生發著新的意義。

1927年9月30日，默溫出生于美國紐約市，在新澤西州的聯合城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斯克蘭頓長大。默溫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母親是一個孤兒，父親是一位嚴厲的長老會牧師，經常毆打他。這使他的童年蒙上了陰影，并深深影響到他后來對暴力、和平等諸多20世紀重大事件的態度。

因為幼時的絕望和早熟，默溫迷戀上了隱秘的大自然，他常常和家中后院的大樹說話，并對所有與過去有關的事物著迷。默溫也迷戀上了詩歌，并很早開始了寫詩生涯。16歲時，他獲得一筆獎學金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在那里，他結識了詩人布萊克默（R. P. Blackmur）和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開始跟著他們認真閱讀和寫詩。

17歲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默溫加入了美國海軍，但他立刻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因為拒絕參與任何可能導致暴力的行動，戰爭快結束時，他被遣送到波士頓海軍醫院的精神病房中呆了七個月。在此期間，默溫遇到了他一生中至關重要的一個人——詩人龐德（Ezra Pound）。那時龐德也正好去這家精神病院就診。雖然默溫有寫詩的才華，但龐德認為他還不足以寫出偉大的詩歌，因此敦促默溫每天寫75行，并建議默溫學習另外一種語言，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母語。默溫聽從了龐德的建議，戰爭結束后回到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業，沉浸在了在歐洲古典文學的研究中。

25歲時，默溫發表了處女詩集《兩面神的面具》（A Mask for Janus, 1952），并被收入了耶魯青年詩人叢書。此時，默溫又遇到了另一個重要的人——詩人奧登。當時，候選人的最終名單落在默溫和非裔女詩人格溫多林·伊麗莎白·布魯克斯（Gwendolyn Elizabeth Brooks）之間，部分評委覺得選擇一位黑人女詩人的作品更加具有時代意義，但奧登堅持認為應該以文本為主，選擇最好的詩，盡管布魯克斯的詩非常優秀，但默溫的詩勝出很多。由此，默溫的詩歌正式進入了公眾視野中。

從普林斯頓結束學業后，默溫前往西班牙，曾先后在英國、法國、葡萄牙和馬約卡群島等地旅居，從事學術研究，其間翻譯了大量作品，包括梵文愛情詩、希臘悲劇、法國中世紀史詩《羅蘭之歌》、但丁的《煉獄》、智利詩人聶魯達、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等不同語種、不同風格的詩歌。這對默溫自己的詩風轉變也起到了很大影響。在倫敦期間，他結識了著名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和泰德·休斯，和他們來往密切，普拉斯尤其喜歡默溫，只是隨著普拉斯與休斯婚姻關系的破裂，默溫同他們的友誼也終止了。

1968年回到美國后，默溫很快加入到當時蓬勃發展的新超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又稱“深度意象”，是20世紀70年代超現實主義流傳到美國后衍生出來的詩歌流派）之中，并成為該詩派主將之一。與其他詩人相比，默溫更得超現實主義真髓。他的詩歌風格非常獨特，貌似松散，如同自白，在抒情的音調中內含某種神秘傾向，近乎預言。他尤其善于將自然與日常經驗上升到一個更為深邃、更加撲朔迷離的境界中去，充滿了深邃渺遠的想象力和對自我存在的省思。因此也有論者認為他把存在主義帶入了美國詩壇。

隨著時間的推移，默溫的風格一直在變化，但他所關注的問題，譬如解體、空缺、失去，始終未曾變過。默溫所關心的，是那些幾乎困擾著每一位詩人的主題：地球、大海、無數的生命；季節的循環；神話與靈性；個人歷史和記憶；以及最重要的，生命及其可惡的消逝。

1971年，默溫憑借詩集《扛梯子的人》（The Carrier of Ladders, 1970）獲得了第一個普利策獎。這是一部有關空缺（absence）主題的詩集。在詩集的第一首詩中，默溫寫道，“現在我很清楚，沒有一片葉子是我的”（Now it is clear to me that no leaves are mine）。在此之前，默溫已經在前幾部詩集《跳舞的熊》（The Dancing Bear, 1954）、《移動的靶子》（The Moving Target ,1963）、《虱》（The Lice, 1967）中對相關問題有過探討。

但默溫一開始拒絕了這一獎項，因為越南戰爭的緣故，他對自己身為美國人感到羞恥。之后默溫公開宣布，他打算將普利策獎的巨額獎金捐贈給反戰事業。這引起了奧登的譴責，奧登在《紐約書評》的一封公開信中表示，他認為將普利策獎政治化很不得體。默溫回信道：我們大多數人都在匿名的狀態中處于邪惡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僅僅以沉默作為回應是不合時宜的。2009年，默溫因《天狼星的陰影》（The Shadow of Sirius）再次獲得普利策獎。

默溫始終未曾停止過對暴力的抗爭。當默溫出版他的第五本詩集時，他感到了絕望。他為核武器，為越南戰爭，為持續不斷的暴力感到憂心，他希望自己的寫作變得更加緊迫，因此決定拋棄語法規則。在默溫看來，那些語法規則效忠于書面語言的理性協議，就好像給詩歌穿上了西裝戴上了領帶一樣。他后來的詩歌風格常常被形容為一種混亂：赤裸的表達、警句式的語言、頻繁地跨行。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期，他幾乎完全拋棄了標點符號。

一些批評者指責默溫，認為他到達了一個瘋狂的邊界，他在販賣他的晦澀；但更多的評論者認為，默溫的詩，是他與虛空持續的對抗之物，冷靜的詩歌表面之下是情感的兇猛力量，是語言的純粹與直接，幾乎達到了半透明的狀態。在評論默溫的一部詩集《虱子》（The Lice, 1967）時，詩人勞倫斯·利伯曼（Laurence Lieberman）

認為，默溫的詩就像回聲從深井中濾出，以一種原始的力量沖擊著讀者。這部詩集常常被視為默溫對越南戰爭的譴責，但那些奇異的力量大都隱藏在弦外之音里，因此勞倫斯說：面對默溫的詩歌，必須以極度緩慢的方式閱讀，在字里行間的靜默之中傾聽。

同為美國詩人的愛德華·赫希（Edward Hirsch）認為，“使用標點符號就像在頁面上釘住詞語一樣，而默溫在尋找某些類似于口語的運動感和輕盈感的東西。后來，他越來越參與到生態運動之中，他的詩歌也似乎扎根在了大地上。而這項工作最神奇的事情之一是，當默溫慢慢變老之后，他變成了一位贊美詩詩人。”

這一轉變發生在夏威夷的毛伊島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默溫避開人群與社交，定居毛伊島，并在禪宗大師羅伯特·艾特肯（Robert Aitken）的指導下學習。后來，默溫在那里發現了一個破舊的菠蘿種植園，他買下了這塊土地，和他的第三任妻子保拉·施瓦茨（Paula Schwartz）一起，努力恢復這片熱帶雨林。他從不接電話，每天早早起來照料他的園林，在那里，他種植了2740多棵棕櫚樹。

默溫的棕櫚林在紀錄片《盡管全世界都在燃燒》（Even Though the Whole World is Burning, 2014）中，默溫曾經談到，“我在差不多30年前種植了這些美麗的棕櫚樹。那時沒有人認為它們能夠在這里繁衍，但現在，它們已經在此安下了家。”如今，那片小小的棕櫚林已經擁有400多種分類物種和125種獨特屬類，近900種不同園藝品種，并被公認為地球上已知最大和最廣泛的棕櫚樹群之一。2010年，默溫和保拉建立了Merwin Conservancy網站，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可以從中獲取數據庫資料進行研究。2017年，保拉去世。

默溫依然在寫詩，他偶爾會在某張信封背面潦草地寫下一些新的詩歌，而這些詩歌和自然更加親近了。默溫常常通過一匹馬、一只狗、一只狐貍、一只鴿子，就輕易進入到了不同的意識之中。《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詩歌編輯彼得·戴維森（Peter Davison）

曾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里寫道：“默溫的詩歌意圖如同生物圈一般廣泛，卻像耳語一樣親密……他從語言的地層深處提煉出了一種美麗的簡潔的語言，用它來表達自我，這些有關自我的文字漂浮在天空、大地之間以及隱蔽的地下。”

在默溫的一生中，他寫過無數詩歌和文章，翻譯過無數作品，反對過越南戰爭，拒絕過普利策獎，更重要的是，他種植了一片棕櫚林。他曾寫過一首詩《位置》，其中有一句：“在世界的末日那一天，我要種植一棵樹。”這似乎很恰當地描摹了默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