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貝卡·韋斯特，英國記者，旅行作家，《泰晤士報》，《紐約先驅論壇報》，《星期日電訊報》和《新共和國》等作者，也曾為為女權雜志《自由女》寫書評，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本森獎章的獲得者。

1937年，韋斯特前往南斯拉夫地區旅行，她的目的是透過旅行看歷史。正如韋斯特所說，“我知道，正是歷史造就了現實，但我想看看它的進程是怎樣的。”1941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刊登系列游記后，《黑羊與灰鷹》集結上下兩冊由麥克米倫出版公司首次出版。那時納粹正大舉侵略南斯拉夫，韋斯特于是在書的前言里高度贊揚了斯拉夫人抗擊納粹的勇敢無畏，并且寫下這樣的句子：“致我那些不幸身亡或淪為奴隸的南斯拉夫朋友們。”

同年的《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書評，認為這本書“以孜孜不倦的洞察精神，從眼花繚亂的博學知識中汲取營養，忠實記述，激情而富有詩意。它探索了南斯拉夫的多面性，城市、村莊、歷史和古老習俗，人民及其靈魂，還有它在我們當今世界的意義。”

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人都是透過韋斯特的眼睛去認識巴爾干地區的，包括很多有影響力的政客。在美國版豆瓣Goodreads上，這本書的評分高達4.23（滿分五顆星）。2000年，美國出版機構現代圖書館（Modern Library）將《黑羊與灰鷹》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非虛構作品。2007年，Condé Nast Traveler將其列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86本游記之一。

洛杉磯書評更是認為此書的分量相當于T.E.勞倫斯的《智慧七柱》和亞歷西斯·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將保羅·索魯和比爾·布萊森遠遠甩在身后。

書的名字，灰鷹代表手中的抗爭選擇（在塞族傳說中，先知以利亞化身為拉扎爾肩頭的一只灰鷹，指派他抗擊奧斯曼軍隊，可惜慘遭對方血洗），黑羊則代表錯誤的獻祭，結合圣經中亞伯拉罕差點用自己的兒子以撒獻祭的故事，黑羊和灰鷹指向著巴爾干悲劇的含義，亦即，懷抱仇恨的人已經準備好了殺害無辜并且用其換取利益，而無辜的人又偏偏急于殉道。韋斯特認為，接受悲劇本身，是斯拉夫生活的基調。

與一般的游記不同，這本游記有三個早先就結識的貫穿全程的“導游”朋友。可以說，她和丈夫是透過當地人的眼睛看世界的。康斯坦丁，一位塞爾維亞作家、詩人兼政府官員，格里戈維奇，一位克羅地亞自由斗士，以及一位年輕的克羅地亞科學家瓦萊塔，同時也是個分裂主義者。韋斯特的這些當地朋友為她的旅行增加了哲學歷史的深度，也平添了很多快樂。

在這三個人當中，康斯坦丁曾經師從法國哲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亨利·柏格森，是他們中最健談的，也是最有詩人氣質和最具個性的。整本書中，他滔滔不絕如清澈溪流的演講，時而激蕩，時而深刻。他陪伴他的朋友走過波黑、馬其頓、塞爾維亞和黑山等地。他自己的背景也相當復雜，血管里流著猶太人的血，情感上忠誠于南斯拉夫，文化品位是國際化的，同時又有個德國妻子。

經三輝圖書/ 中信出版社授權，下文摘錄了剛剛問世的《黑羊與灰鷹》中文版一書中，韋斯特和丈夫坐火車剛剛抵達塞爾維亞與康斯坦丁接上頭的片段。對于南斯拉夫鄉間景致的描述，以及康斯坦丁省略客套的演說，讓人仿佛窺見一場穿越時空的旅行。清早，我們小心翼翼地從車站地板上到處躺著的睡覺的農民中間走過， 離開了薩拉熱窩。在西方，我們對農民的了解都不真實。我們被教導說他們幾乎都是一些扎根土地的冷漠之人，不喜歡人造之物。這一點完全不真實， 因為那些農民喜歡旅行，比起騎馬來更喜歡乘坐火車旅行。在英國中部，火車接駁處總是擠滿了人，因為有無數商機促使人們出行，但在這里，火車上全是農民，而他們幾乎沒有什么離開家園的物質動機。

在薩拉熱窩審判案的記錄中，囚犯和目擊證人的流動性遠遠大于英國任何一個富裕中產階級以下的人。自從這個國家開始自治，各種限制就變少了，每趟火車和公共汽車都擠滿了歡樂的人，就好像他們要去看足球優勝杯決賽。

離開薩拉熱窩的旅程很有意思，舒適可愛，卻又難以捉摸。火車啟程于城市所在盆地的最底部，就像從碗底沿著碗壁向上盤繞，然后從某個邊緣的缺口出來。在缺口處有個很高的車站，在那里可以最后一次俯瞰上百座宣禮塔、 白色房子以及綠色火焰般的白楊樹。

從那之后，周圍的景色讓我想起阿爾卑斯山下滿是高山松樹的的的瑞士鄉間，但時不時還會看到一些矗立著宣禮塔的村莊，之后火車進入一個樹木繁茂的長長峽谷，迎來一片壯觀的景色。兩條河流從一塊巨大的巖石兩側呼嘯而下，交匯到一起，河水多年的沖擊將巖石沖出了一個剃刀形狀的前突。

我們有時看風景，有時睡覺，還經常聽康斯坦丁說話，他在這次十三個小時的旅途中一直在跟我們或者其他乘客聊天。

我第一次來南斯拉夫的時候，康斯坦丁帶我去馬其頓做一個關于它的廣播節目，當我們到達斯科普里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逃跑，因為從貝爾格萊德出發的十二個小時里他都在跟我講話，而我必須一直聽他講。

現在，我知道康斯坦丁聊天的時候就像一個職業網球選手，他并不盼望我們這些業余選手能夠一直跟上他，只是期待我們玩接力， 所以我有時候并沒有聽，直到我聽到他開始講最好的故事的某個慣用語。

“當你到了貝爾格萊德，”他對我的丈夫說，“你一定得見見我的妻子。她是一個德國人。她非常漂亮，來自德國一個很古老的家族。她的家人不希望她嫁給我，所以我拐著她坐飛機離開了他們。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跟我的關系都不太好，我努力討他們歡心，但并不總是那么幸運。要知道，我岳母是一個路德教牧師的遺孀，我很清楚那和我的教派不同，但是我想歐洲只有兩個基督教分支，一個是東正教，另一個是羅馬天主教。現在我知道我岳母不是東正教教徒，因為她憎惡我的一個原因就是我是一個東正教教徒，所以， 在我看來，路德教教徒應該是某種天主教教徒。也許是某種天主教分支，允許牧師結婚的那種。有一天，我和我妻子到山里陪我的岳母，我正在陽臺上吃早餐，我妻子還沒下來。當時陽光普照，咖啡味道很好，周圍又有很多鮮花，我覺得很快樂，就對自己說:‘現在是時候對老太太友好一點了。’于是我對她說，我在報紙上看到教皇生病了，這件事讓我很難過，因為我對教皇很有好感，然后我告訴她各種讓我覺得教皇是一個好人和智者的事例。我指著遠處的雪峰，說爬上如此高峰是一個偉大的成就，而教皇經常這么做，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登山者；我接著又談到教皇諭令，夸獎它們充滿智慧、小心謹慎。 我岳母什么也沒有說，我并不驚訝，因為通常是我一直說，其他人什么都不說。 之后，我妻子下來了，我岳母站起來對她喊道:‘看你嫁的這個野蠻人，在這樣一個美好的早上，坐在那里當著我的面贊美教皇，贊美那個魔鬼!’“她嘗試對我友好一些，可經常也不太成功，盡管過了一段時間后她開始喜歡我。就拿白啤酒的事來說吧。你知道白啤酒嗎?那是世界上最淡最無味的東西了，那些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很喜歡喝它。他們去樹林和湖邊的露天啤酒店，喝著白啤酒，用他們的小眼睛欣賞著德國美景，那是你能在這個世界上喝到的最愚蠢的東西，因為它一點味兒都沒有，也不能讓你喝醉。它就像液體形式的小資產階級生活，只是它的無味讓人覺得惡心，所以他們當中有點羞恥心的人就不喜歡喝，會加一點覆盆子糖漿。可也有些對‘淡而無味’不羞愧的人不用任何調味品去破壞它的原味，他們會點‘一杯什么也不加的白啤酒’。’什么也不加’，‘什么也不加’。那些小資產階級被問到想要什么時回答說，‘我想要它什么都沒有’，還有什么比這更好的東西呢?那是迷失，那是十足的無可救藥，但是他們很快樂。他們坐在露天啤酒店里，要上一杯‘什么也不加’。這很有趣，這是宇宙中的某種不和諧，提醒我們上帝在處理令人討厭的材料時，做得多么出色。有一次，我在岳母面前說起這事，然后你知道嗎，她從那以后都給我喝那可怕的白啤酒。我妻子嘗試告訴她不應該這樣做，而她卻說，‘你這傻瓜，我聽到他說他很喜歡“什么也不加”’，我妻子說， ‘不，你弄錯了，他喜歡的是“什么也不加”這個說法’，然后我岳母說，‘你怎么胡說八道，為什么他要聽到別人說白啤酒不加覆盆子糖漿就高興?’沒什么話可說了，所以我必須喝白啤酒，盡管我是個塞爾維亞人，不是什么‘小資產階級’，只是一個地主和農民。”

我們正經過木材之鄉，在河邊，我們看見伐木工人正在激流之上撐著堆滿木材的大筏子。“哪天你們一定要這樣旅行，”康斯坦丁說，“在河水平靜的地方，你能聽到他們美妙的歌聲。”

我們經過維舍格勒，那個鎮子里有很多新木材堆和舊房子，還有一些宣禮塔跟一座寬闊的棕色橋梁。橋上有一個穆斯林正騎著一匹馱馬，他一定年紀很大了，或者來自遙遠的南方，因為在我見過的所有波斯尼亞穆斯林中，唯獨他戴著那種穆斯林頭巾，而不是土耳其人戴的那種氈帽。

然后我小睡了一會兒，在一個小鎮醒來，那里沒有宣禮塔， 也沒有其他伊斯蘭痕跡，仿佛我們身在蘇塞克斯郡的某個村莊。事實上，我們是在塞爾維亞。我們下車站在月臺上，呼吸著新鮮空氣，呼吸著塞爾維亞的空氣。它和波斯尼亞的空氣不同，就像在蘇格蘭，高地和低地的空氣也不同。它更干燥、更油酥，就像人們對糕點的描述一樣。如果有人不知道在亞伊采或者埃蒂夫湖深呼吸是一種享受，而在貝爾格萊德或者蘭莫繆爾丘陵深呼吸是另一種享受，那么他一定是感覺中樞有缺陷，也不能區分不同水的區別。

月臺上正舉行一個慶典，因為我們火車上有一位軍官，一個二十來歲的淺色頭發小伙子，他曾經在鎮上的衛戍部隊服役，之后被調到南方，現在正要回到北方去接受新的更高職位的任命。鎮上的人提前聽說他會經過這里，于是帶著孩子們一起聚集到這里恭賀他晉升。從火車抵達到離開時他們的歡呼中，可以感覺到他們很喜歡他，但是當他站在他們面前時，他們都羞澀地靜靜站著，顯然是因為軍隊榮耀的神圣感，因為從他們的說話中可以得知，作為一個如此年輕的人，他晉升到了一個特別高的職位。

他站在他們面前， 非常感動，帶著光榮的嚴肅。長期的訓練讓他身體堅實、肩寬腰瘦。他有著一張讓西方人迷惑的斯拉夫臉龐，因為他的眉眼和顴骨看著剛毅英氣，嘴唇和我們預想的一樣棱角分明，嘴唇很薄，卻飽滿，又透著機敏。我喜歡看他穿著整潔的橄欖綠軍裝站在那里的樣子，我喜歡孩子們仰頭看著他時的面孔，想到他質樸的、捍衛一切的人生而恍惚。

人生中有比打仗更好的事情，但是只有當做這些事情的人通過打仗贏得選擇權，人生才會更好。

“我的家鄉叫沙巴茨，”康斯坦丁說，我開始聽，因為他的好故事都是以這些話開頭，“在沙巴茨，我們都是一些很真實的人。那里不像巴黎、倫敦和柏林，這些大城市很多人的言行舉止都很相似。我們就是自己，每個人都不同。 我想，那是因為我們都是平等的，我們不必去模仿哪個為人稱道的階層來拔高自己。我們只有全心遵照自己的品性，才能使自己變得出色。所有的塞爾維亞鄉鎮都是這樣，沙巴茨大部分人也都是這樣，因為我們是一個自豪的鎮子，我們走自己的路。當年邁的彼得國王來到沙巴茨的時候，他問一個農民日子過得怎樣，那個農民回答說多虧了生豬交易和走私，他過得很好。我們完全不在乎，但我們又在乎很多。那個農民會告訴國王他走私觸犯了法律，但他會為國王而死。在戰爭中我們是一個很勇敢的鎮子。法國人鞏固了我們鎮的城防，就像鞏固凡爾登的那樣。

“我想帶你們去看看沙巴茨。但是它跟過去不一樣了。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它現在怎樣了。你們到了那里可能不會失望，但我應該會，因為我應該沒法向你們介紹我年輕時在那里認識的那些人了，他們現在都死了。有的人真的既友善又古怪。我很喜歡一位老人，也很喜歡他的妻子。他靠縫制軍裝發了財，他做事很實在，因為他是一個善良的愛國者，不會去欺騙那些貧窮的士兵。有了錢他就可以追隨他心中的狂熱，對新東西的狂熱，科學、機器、 人造物、現代的東西，等等。你們可能不記得了，因為你們比我們先經歷了那一段對這些東西的狂熱時期。一部分是因為你們的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和他的模仿者們，另一部分則是因為我們對美國的看法，那時的我們相信美國到處都是摩天大樓和工廠。我自己也有一點狂熱，在他面前我談論過這些事，所以我和那位老人關系變得很好。

在那之后，他有時會讓人叫我去他家吃東西， 因為他去過貝爾格萊德或者諾維薩德，帶回了一聽蔬菜或者水果罐頭。所以我常常和他還有他的妻子一起坐在鄉野田間，那里長著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和蔬菜，我們咂嘴品嘗著一些加利福尼亞運來的蘆筍醬或者蕪菁味桃子，討論未來的世界將如何得到拯救。到時我們都住在地下城市，吃著腌制食物，在人工水箱里培育嬰兒，可以永生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