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舉辦了許多慶祝活動，對于改革開放40年來的文學發展進行不同層面的梳理和總結，文學創作也在這及時的梳理總結中面對新時代的發展而進一步理清和確立了工作思路和前行方向。但會議上談文學創作繁榮的居多，言理論評論貢獻的較少。事實上，在新時期文學發展尤其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時期之初的文學發展中，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的恰恰是當時的文學評論，我以為，如若沒有包括馮牧同志在內的那一代文學理論評論家的思想推動，今天我們的文學面貌也許不會如此飽滿豐富。我們的文學發展也許不會如此迅疾而扎實地站在一個被稱作“高原”的高地上。所以，我想以1978年至1984年這一段時間為節點，以“新時期之初作為評論家的馮牧”為題，談一談馮牧同志對新時期文學發展所做的貢獻。

在1978年第4期《文學評論》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馮牧同志率先提出“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這在當時不僅是文藝批評的首要任務，而且關乎著文藝的發展方向。當其時，文藝剛剛打碎“精神枷鎖”，迎來思想解放，如何將萬馬齊喑、百花凋敝的局面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如何總結歷史、反映現實，作家在歡欣鼓舞的同時也仍是“心有余悸”，馮牧在文中旗幟鮮明地提出“掃除幫風”，主張“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力量”，在“文藝界的各個領域里造成一種正常的、平等的、與人為善的批評、探討、辯論的氣氛”，提出“文藝批評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澆花除草”。并進一步指出，以“實踐的尺度”作為評判文藝作品的標準尺度，并前瞻性地提醒道：“如果我們只有興趣于少數成熟作家和作品的評論與分析，而不去關懷那些每時每日都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茁壯成長的幼苗和花苞，如果我們的文藝批評不能同文藝創作一樣地時刻和火熱的現實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系，那我們的事業是不可能向前發展的，我們的隊伍也將停滯不前，最后必將走上一條同我們的愿望大相徑庭的道路。”這些40多年前寫下的文字，就是在今天，于文學、于批評也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馮牧如是言，更如是做。比如他對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的推崇，之前他并不認識蔣子龍同志，只是1976年讀過其《機電局長的一天》后，對另一位同志說過它是“一篇反映工業戰線生活的好作品”。同時認定它出自一位“嚴肅的、有才能的作者”。圍繞《喬廠長上任記》不乏爭論，包括對蔣子龍本人也有些爭議，1979年馮牧撰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很欣賞蔣子龍同志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并對有些評論只允許歌頌，“不贊成反映和回答生活中尖銳的沖突和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喬廠長上任記》的成就，正在于它“既塑造了光輝的形象，又暴露了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和弊病，兩者結合得很好”。一方面肯定了“作者以難能可貴的藝術家的勇敢，用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表現了當前工業戰線的矛盾和斗爭，塑造了一個真實可信的、有血有肉的基層領導干部的典型形象——喬光樸”，并指出“喬光樸形象的出現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他在文中熱情地稱之為“具有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是我們國家的脊梁骨”。 另一方面，他對文藝批評的開展也提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擺事實，講道理”，指出分析探討作品時可能會有片面性也可能會有錯誤，但不能脫離作品實際，若從作品中不存在的情況出發而對小說進行指責，顯然是對文藝批評的正常途徑的脫離，這些思想都體現出一位堅持原則而又心懷善意的評論家的正直品格。

馮牧對作家的發掘，蔣子龍不是孤例。他在1982年8月寫下的《最瑰麗的和最寶貴的——讀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一文中，表達了對當時并不知名的部隊青年作者李存葆的驚喜。而閱讀《十月》編輯部同志送來的這部小說之前，他曾主觀地推想，“那種篇幅和規模較大、能夠在廣闊的生活范圍中，通過豐滿的藝術形象，用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來再現”戰爭歷史如《西線軼事》那樣的作品，一定會出現，但“對豐富的生活與思想內涵進行深刻的藝術概括”需要作家投入較長的時間。所以他的期望一開始并不是很高。但一讀之下，他被小說中的真切生動的人物和動人心魄的命運所吸引打動，質樸的力量，感奮的情感，一再地中斷馮牧先生的閱讀，他寫道，“這部新人新作，這部顯然決非無懈可擊的作品，卻使我像一個天真的少年讀者那樣一再地流下了眼淚，而且為它度過了一個心情激蕩的不眠之夜”。盡管如馮牧文中指出的，這部作品在結構、文字和細節上都可以找到“一些不足的瑕疵”，但整部作品所塑造的有聲有色的人物形象、所描述的富有強烈生活氣息的場景以及所透露出的崇高的思想情操，都使他認定這是“一部獲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的、很有思想分量和藝術深度的成功作品”。就是在這篇文章中，他滿懷期望地寫到，“我時刻都在想著一件事情：我們的文藝作品中，應當迅速地創造出一批又一批無愧于我所見到的英雄戰士這樣的典型形象，不是普通的人物形象，而是把這些英雄戰士身上所展現的瑰麗而又崇高的思想、性格、品質、情操化為血肉和靈魂的真實可信的藝術形象”，是“體現著我們時代光彩的新人形象”，是“無愧于我們時代英雄稱號的人物形象”，所以當他看到梁三喜、趙蒙生，看到靳開來，倍感欣慰；而在分析這些英雄的新人形象同時，他還以濃重的筆墨分析了梁大娘、玉秀兩個農村婦女的形象，他寫到，“這兩個人物，準確地、形象地體現了中國農村勞動人民身上所具有的那種最瑰麗和寶貴的思想品質。有了這種品質，我們的人民就會永遠堅強地屹立在祖國的大地上；這種品質，猶如曾經給趙蒙生以哺育的梁大娘的奶汁，將會永遠給人們帶來健康的營養，帶來堅強的意志和力量”。我們從中看到馮牧先生對“年輕的戰士作家”的藝術褒揚，同時，我們更感受到作為一位文學評論家，他的思想中的對于人民的自然濃烈而樸素真摯的深情。我以為，這篇文章在新時期所起到的對于文學創作道路、人物形象塑造的引導作用以及一位評論家的深摯的人民情懷并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減。

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情懷，馮牧同志對于從最基層的人民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關愛有加。1983年第6期《文藝報》發表了他對史鐵生的評論。那時的史鐵生還是一位不為許多人熟知的作者，而且在一大批青年作者中他發表的作品非但不多，早期的多部作品還引起不少爭議，但就是如此，一方面，馮牧先生指出其“有些作品并非無疵可議甚至有著明顯的缺陷”，同時另一方面，他表達著對其寫作的欣賞。他寫到，“我不得不為作者在描繪某些獨特生活環境時所顯露出來的那種敏銳而細微的藝術感受能力而感到驚訝。”他說，“我在這些并非完美的作品中，看到了那種在青年作者中并不多見的我們習慣地稱之為‘才華’的閃光”。所以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一發表，他是那么振奮，稱其是一部“洋溢著對我們的土地和人民耿耿深情的短篇小說”，并認定它“必將成為史鐵生在文學征途上繼續奮力攀登的一個可喜的標志和一個新的起點”。他在評論中熱切地寫到打動了他的知青歲月中以白老漢為代表的延安的普通百姓，“你難道不為作品中白老漢的豐富、純凈而樂觀的性格，為他的令人感慨而又辛酸的生活命運而受到深切的觸動嗎？你難道不為這個有著既坎坷又平凡的遭遇的老人，對生活、對革命、對土地、對人們、以至于對牲畜所表現出來的充滿深摯感情的心靈之美而受到強烈感染嗎？”他繼而說，“正是由于我們生活中世代綿延下來的這些把自己生命根須深深扎在民族土壤之中的普通勞動人民的存在，才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事業獲得了最深厚、最牢靠、最富有潛力的根基”。正是這種人民情懷，使得馮牧一方面對新人新作中出現的人民百姓的形象感佩萬千，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對平民出身的新的寫作者的作品在關注與重視上能夠做到不遺余力。如史鐵生，馮牧坦然承認，“我不是史鐵生一切作品的欣賞者。我對他前幾年某些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多少有些陰冷、憂郁的感情，盡管可以理解，卻是不以為然的。”但就是這樣，他從這位年輕作者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中感知到，“一個能夠以那樣真摯的感情來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的人，一個能夠站在那樣的歷史高度來對自己經歷過的生活進行再思考、再認識、再發現的人”，他相信并也請大家相信，“像史鐵生這樣的年輕人，像他這樣飽經憂患而又樹立了信念的年輕人，是會自己選定和走向日益寬廣的康莊大路的”。

經馮牧同志提攜的青年作家還包括當時大連工人作者、寫出了《迷人的海》的鄧剛等同志。在此我不一一列舉。以上只是他寫于1978至1983年大量評論文章中的幾篇，但已足以說明一個負責任的文學評論家在他那個時代所完成的使命。改革開放40年的文學實績有目共睹，但面對新時期之初興旺活躍的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如何做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評論家和作家如何做到互相支持，相勵以志，馮牧先生以他的文與人為我們做出了榜樣。支撐他去這樣做的是他自少年始就建立起來并一直追求的思想信念和理想信仰，“我們的文藝應當是高尚的、優美的、同人民的命運和理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文藝”。（馮牧《開創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的新局面》）基于這樣的信念，他才會創造性地提出，“文學評論是以分析文學創作中的藝術形象為己任的，因此，一個文學評論家，如果不熱心于深入生活、認識生活，到頭來恐怕也只能寫出一些于作家并無好處的隔靴搔癢的文字來。”他強調，“我們沸騰的絢麗多姿的現實生活所發出的召喚，是對我們一切文藝工作者發出來的，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面對現實的召喚》）

杜勃羅留波夫曾說，“作家應有一種令人震驚的能力——他能夠在任何一個特定的瞬間，攝住那正在飛馳過去的生活現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與新鮮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個都屬于藝術家所有”。評論家也一樣，一個優秀的評論家能夠在一個特定的瞬間，攝住正在飛馳的文學現象，而把握其完整性與新鮮性，馮牧同志是這優秀者中的一個代表。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們不應忘記馮牧一代評論家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他們不像作家和他們作品中的人物那樣站在舞臺中央的聚光燈下，他們更像是文學這件有著絢麗色澤的錦緞織就的華美長袍的起著支撐作用的“里子”，往往，在歷史的文學長河中，他們雖長期做著引領風尚、推波助瀾的無私工作卻大多保持著沉默而謙遜的品性。文學能有今天的繁榮，某種程度上正得益于有這樣的一種人格存在。于此，我懷念馮牧，和他所代表的文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