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

我是從部隊生長起來的，在這個革命大熔爐里，得到了許多位領導的關心培養，扶持與提攜，其中一位就是馮牧先生。

回憶馮牧先生，總覺得他與別的長輩老同志有明顯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不妨用一句話加以總括，他是看似淺淡而又是十分深厚的一個人。在我看來，這句話也可說是馮牧先生對人處事一以貫之的風格，是他特有的一種人生姿態。和他接觸，他不像通常人們那樣笑臉相迎，緊緊握手，出語熱情親近。與馮牧見面，他很少主動搭話，或是問寒問暖什么的，總是點頭一笑，隨之便會是一陣緘默無語。照例的一刻沉寂，不會讓你產生絲毫尷尬，感覺有些冷場，決不會的。這時候需要你即時提出話題，立刻就會引來對方一番侃侃而談。彼此相知已深，不存在任何距離感，所有那些熱情友好的言辭都可以省略了。

1950年初，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從重慶出發，趕赴滇南小鎮開遠，去訪問十三軍一位戰斗英雄，準備寫一個話劇。接待人員安排我們暫時在軍文化部長馮牧同志的房里住下來，馮部長正在昆明參加會議。幾天之后他回來了，我們當然要趕快騰房子。可是馮牧同志無論如何不讓我們搬，說他已經從昆明打電話來，另外安排了住處。他把兩臂高高舉起不住地往下按，強令我們不再爭辯。事情就這么定下來了，我們懷著愧疚之情占用他的房子，直到把劇本寫完返回重慶。與馮牧先生初識，令我永遠難忘。

1955年初，西南大區撤銷，我處于待分配狀態。恰好馮牧先生正在重慶陸軍醫院住院，他要人帶口信給我說，希望我能考慮到云南軍區去。我雖然當即答應了下來，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不想真的把調動手續給辦下來了。非常幸運，我被正式收編，進入彩云之南的馮牧軍團麾下。這次調動，其實是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西南軍區政治部原定我到進藏部隊一個團里去任職，如果那樣，十有八九以后不會再從事文學寫作了。

記得那年云南軍區整頓機關工作，規定每天早八時之前必須到達辦公室，從部、處長到參謀干事，都要親筆簽到，不許別人代簽。馮牧同志本來起床很晚，這回他動真格的了，不必別人喊他，自己早早起床去辦公室，一分一秒不推遲，在登記簿上寫下馮牧二字。這在他來講很不容易，每天都要下很大決心，因為夜間他照例要看書看過了十二點，不可能要他提前就寢。

馮牧同志簽到以后，便從文件袋里取出一本書來說：“昨天晚上我趕著看完了這本書，不知你們看過沒有？”隨即就和大家講起了他的讀后感。回想他在“班”上講過梅里美的中短篇集《嘉爾曼和高龍巴》，惠特曼的《草葉集》，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等等。“反右運動”中，加給馮牧好多條罪狀，主要是說他推行一套所謂社會方式，放棄了黨對文藝工作的原則領導。照這樣講，那可真是要他的命了！馮牧此人的天性就決定了他學不會高高在上，學不會板起面孔，學不會空洞說教。他自然而然地習慣于以文學藝術自身所固有的規律，去實現自己的領導責任。應該反過來質問那些當領導的，你能不能像馮牧那樣，平等友好地去和大家一起探討讀書體會？你能不能像馮牧那樣，親自帶領創作人員爬山涉水深入邊防一線，直抵那些人跡罕至的邊防哨所？假使對方尚有一點點良知，當會羞慚已極，抬不起頭來。

馮牧先生1957年調任《新觀察》主編，同年我也調《解放軍報》工作。他先后住過景山東街吉安所、北長街《新觀察》宿舍、西四小拐棒胡同、王府大街黃圖崗胡同、西長安街木樨地24號樓，各處我都多次拜訪過的。大家知道，馮家經常賓朋滿座熙熙攘攘。什么時候去看望他，多半會有別的客人隨后到來，有時候趕上好幾波人。或者你一進門，已經坐滿了人。一看時間過了十一點，大家先后離散而去，沒有特別的事情，誰都不會留下用飯的。老爺子就那么一點工資，他招待不起。

正是在馮府作客，有幸認識了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大師。是誰從外面掀開了竹簾，悄不言聲地進門來了，不待介紹，我已經認出了程先生。富富態態的樣子，顯得那么魁梧健壯，我無論如何不能想象，舞臺上一系列純樸凄婉的古代女性形象，竟是眼前這位來訪者扮演的。給我的感覺，程先生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中，他掛好了外衣和帽子，便拉過一把椅子坐了下來。兩位老友相聚敘談，我居間在座很不合適，便即時起身告辭。馮牧先生一如往常，要來只管來，要走就走你的，并無任何表示要送送客人。倒是程先生謙和地向我這青年軍人點點頭，似是代表主人以禮相送。

馮牧酷愛程派藝術，曾向我們這些外行人宣講過一出又一出程派戲。他形容程派唱腔的獨特風格，恰如一江春水沖出三峽之后，如此開闊平緩，悠游蕩漾，一瀉千里。相識多年來，從不曾聽到他在器樂伴奏下正式演唱過，只是在講解《鎖麟囊》這出戲的時候，聽他敲擊著板眼，低聲哼唱過幾個唱段。雖是哼唱，程腔韻味十足，低回婉轉，似斷若續，以沉重的胸腔共鳴取代脆音，給人以聲樂之美的極大享受。

時間無情地流逝，決不肯稍作停頓。不覺已是1995年7月10日，馮牧先生住在友誼醫院，我們夫妻兩個前往探視。他一向體弱多病，記憶中曾到北京各大醫院探視過的。所以總是存在一種僥幸心理，以為打熬一段時間，他又可以搬運著一疊一疊的書報文件回家去了。這次知道了他的真實病情，進入病房禁不住心怦怦地跳。馮牧先生從床頭拿起一本書，用他顫抖的手，在扉頁上寫下了我們夫婦的名字，嘻笑著說：“對不起，把你們的名字寫得歪歪扭扭的。”我雙手接過他的贈書——《但求無愧無悔》，嚇了一跳，怎么竟會是這樣一個書名呢！這句話不正是他留給這個世界最終的遺言嗎？

馮牧先生在他的崗位上奔忙一生，朋友圈內無人不曉，他卻一生寄情于山水之間。談起“彩云之南”，他總是雙目閃放出醉洋洋的光亮，讓你會深切感受到，他對大自然抱有無限熱愛與深沉的敬畏之心。惟有如此矢志不渝的博大情懷，才可超越他實際體能，先后五次踏訪云南邊疆地區。其中一次為時一年之久，行程上千公里，最后一次成行，他已是將近70歲的人了。我不知道還有哪位作家能夠如馮牧先生，以書寫大地山川為永久主題，交出了頗富于地理學考察意義的一系列游記美文。

他與明人大學問家徐霞客相隨，“達人所之未達，探人所之未知”。古時交通條件更為艱難，徐霞客到達滇西北麗江，距離金沙江“虎跳峽”僅三日路程，卻失之交臂。在《徐霞客游記》中缺失的這一處充滿了神秘意味的人間名勝，在馮牧的《虎跳峽探勝》中得到了補救。他生前僅出版了兩卷散文集，還有近百萬字云南采訪手記，有待先生的后人整出來，讓我們翹首以盼。

馮牧先生并未遠去，是他第六次整裝啟程了。你眺望彩云之南那山重水復深處，便可以隱隱約約看到他匆忙趕路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