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與章廷謙（筆名川島）的交往中，有關《游仙窟》標點整理與出版，值得一書。

《游仙窟》系唐人張文成的著作，卻不見于中國史籍記載，只在日本流傳。直到清人楊守敬著《日本訪書志》，方使國人知有此著。章廷謙在北大聽魯迅講中國小說史時，曾萌生輯錄、校訂和標點唐代傳奇小說《游仙窟》的念頭。他的這個想法曾告訴過魯迅，因而，魯迅輯校的《唐宋傳奇集》沒有收錄《游仙窟》。對此，魯迅在《唐宋傳奇集》序例中曾有交代：“本集所取，唐文從寬，宋制則頗加決擇。凡明清人所輯叢刊，有妄作者，輒加審正，黜其偽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為唐張文成作，本當置《白猿傳》之次，以章矛塵君方圖版行，故不編入。”魯迅還把自己抄錄的《游仙窟》借給章廷謙，鼓勵章廷謙把這本書標點整理出版，并且為他的標點校輯本作序。

讀魯迅致章廷謙的書信，可知魯迅為章廷謙標點、校輯此書所做的，遠遠不止于此。

在章廷謙標點、校輯《游仙窟》的過程中，魯迅與他時有交談，包括面談與筆談。這種交談，乃是一種學術上的研討與指點。例如，關于《游仙窟》的細注，系唐人所作，日本人所作，還是唐時日本人所作，便是魯迅與章廷謙探討的一個內容。魯迅在1926年2月23日給章廷謙的信中說：“記得日前面談，我說《游仙窟》細注，蓋日本人所為，無足道。昨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則以為亦唐人作，因其中所引用書，有非唐后所有者。但唐時日本人所作，亦未可知。然則倘要保存古董之全部，則不刪亦無不可者也乎耳。”又如，對于俞曲園關于《游仙窟》詩的意見與考據，魯迅也曾作過認真的思考與研究，并提出具體意見以供章廷謙參考。俞曲園在《茶香室四鈔》卷十三中提及《游仙窟》詩時說：“不知張文成為何許人，與崔氏婦女狎游唱和，竟成一集。”章廷謙原擬將這些話錄入卷首，魯迅在1928年8月19日給章廷謙的信中說，“曲園老之說，錄入卷首，我以為好的”，但同時又對俞曲園所見到的是否《游仙窟》之全本提出疑問。1928年10月18日給章廷謙的信中又說：“《游仙窟》詩，見《全唐詩逸》，此書大約在《知不足齋叢書》卅集中，總之當在廿五集以后，但恐怕并無題跋；蔭公考據亦不見出色，我以為可不必附了。”此處所說之“蔭公”，便是俞曲園。俞曲園在提及《游仙窟》詩時說的那幾句話，以后也沒有印入章廷謙標點的北新版的《游仙窟》。

魯迅為章廷謙校點的《游仙窟》作序，其實也遠非那六七百字而已。《游仙窟》要出版，魯迅當然是作序的最佳人選，章廷謙向魯迅提出了這一請求，魯迅沒有推辭，也不想以不著邊際的三言兩語敷衍了事。他在1926年7月9日給章廷謙的信中說：“《游仙窟》上作一《癡華鬘》似的短序，并不需用時，當然可以急就。但要兩部參考書，前些日向京師圖書館去借，竟沒有，不知北大有否，名列下，請一查，并代借。如亦無，則頗難動手。須得后才行，前途頗為渺茫矣。”魯迅所開的兩部參考書，一部是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另一部則是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他還在信中提示：“案以上兩部當在史部目錄類中。”1926年7月27日將“書目中可用之處”抄出后，就讓章廷謙將這兩部書還給北大圖書館了。然而，在此不久之后，魯迅去了廈門，以后又去了廣州。他做成《〈游仙窟〉序言》，已是1927年7月7日。1927年7月8日《魯迅日記》記載：“上午寄章矛塵信并《游仙窟》序一篇，又本文一卷。”此序確實不到700字，卻系學術研究之結晶，在對作者張文成即張族鳥的生平及“傳于今者”的其他“誠亦多詆誚浮艷之辭”的著作作了考證之后，就《游仙窟》的來龍去脈以及章廷謙的標點、校輯之意義作了簡明扼要的闡述：

《游仙窟》為傳奇，又多俳調，故史志皆不載；清楊守敬作《日本訪書志》，始著于錄，而貶之一如《唐書》之言。日本則初頗珍秘，以為異書；嘗有注，似亦唐時人作。河世寧曾取其中之詩十余首入《全唐詩逸》，鮑氏刊之《知不足齋叢書》中；今矛塵將具印之，而全文始復歸華土。不特當時之習俗如酬對舞詠，時語如（目兼）（目舌）嫈嫇可資博識；即其始以駢儷之語作傳奇，前于陳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載，亦為治文學史者所不能廢矣。

章廷謙校點的《游仙窟》付印之后，仍然在魯迅的不斷關注之中。那時候章廷謙在杭州，書是由李小峰的北新書局在上海印的，所以，1928年3月6日，魯迅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說：“《游仙窟》不如寄來，我可以代校。”并在同一信中，又說到書的封面：“《游仙窟》以插畫為書面，原是好的，但不知內有適用者否？”在“代校”的過程中，魯迅隨時發現或想到什么，都及時向章廷謙提出，并為他出主意。例如1928年3月31日的信中，魯迅說：“《游仙窟》事件，我以為你可以作一序，及周啟明之譯文，我的舊序，不如不用，其中材料，你要采用便可用。至于印本，我以為不必太講究；我現在覺得，‘印得好’和‘新式圈點’易[是]頗難并立的。該《窟》圈點本印行后，既有如許善本，我以為大可以連注印一本舊式裝訂的闊氣本也。但圈點則無須矣。”關于俞曲園老人所見的是否《游仙窟》之全本的疑問及其“考據亦不見出色，我以為可不必附了”的建議，也都是在“代校”的過程中提出的。

此書之印刷也是好事多磨。1928年10月12日，魯迅寫信給章廷謙說：“《游仙窟》初校后，印局同盟罷工，昨天才又將再校送來，還要校一回才好。該印局字模，亦不見佳。”以后一拖再拖，魯迅幾次催促李小峰，也不見有什么效果，他知道鄭振鐸也在排印此書，又見《文學周報》大講《游仙窟》，以為章廷謙校點的本子必定落后了，誰知在他正感到無奈并為之嘆息之時，李小峰將五本北新版《游仙窟》的樣書送到魯迅手上，這真可謂是給了魯迅一個意外的驚喜，他于1929年3月15日寫信給章廷謙說：“……不料現在北新本居然印行，鄭公本卻尚未出世，《文周》之大講，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廣告也者。嗚呼噫嘻，此實為不佞所不及料，而自悔其性急之為多事者也。”如此這般，其心情之變化、情緒之起落簡直就像對待自己校輯的著作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