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葉落粵天高，大俠英魂任逍遙。去年當代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先生逝世，雖享94歲高齡，但我仍深感悲哀。我不禁想起亡友馮其庸老學長1981年在訪問美國期間夜讀金庸武俠小說，激賞之余，情不能禁，寫詩一首的情形。詩曰：

千奇百怪集君腸，

巨筆如椽挾雪霜。

世路崎嶇難走馬，

人情反復易亡羊。

英雄事業酒千斛，

烈士豪情劍一雙。

誰謂窮途無俠筆，

依然青史要評量。

——贈金庸

此詩發表后，金庸大為欣賞。我以為，其庸先生的這首詩，形象扼要地點明了金庸武俠小說的藝術特點及歷史價值。可以毫不夸張地說，100年內，未必能產生第二個金庸。

真是三生有幸，我與金庸有過交往，成了友人。2007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我提供的1922年刊行的《童謠大觀》一書，分別請金庸和我作序。金庸在序中說：“資料中說到，中國社科院的王春瑜先生也很推崇這本書。王春瑜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到香港來訪問時我曾接待過他。他對歷史的造詣我是很佩服的。雖然，我們兩人對于明末農民起義、李自成的事跡等等意見差距很大。但意見不同并不表示不可做朋友，我仍記得他對歷史的忠誠和執著，以及我心中對一位歷史學家的敬佩。”金庸對我的夸獎，我固然不敢當，但老先生當年對我的盛情款待，是我終身難忘的。

1987年12月28日，香港大學中文系和中國文化研究所聯合召開了為期四天的“國際中國武俠小說研討會”，美國、法國、中國的文史學者20余人應邀赴會。我提交大會的論文是《論蒙汗藥與武俠小說》。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與金庸相識。

金庸是位大作家，也是以寫《明報》社評聞名于世的政論家和擁有幾億港元財產的企業家。他居住的山頂道一號住宅，是香港的十大豪宅之一，有假山、游泳池等。而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位具謙謙君子之風的學者。記得會議開幕那天，與我同住一個賓館的香港學者潘銘燊博士、臺灣報人葉洪生先生，以及美國夏威夷大學的漢學家馬幼垣教授等，都提前趕到了會場。主持會議的陳永明博士卻對我們說：“查先生早來了！”金庸微笑著與我們一一握手寒喧。在開幕式上，他作了長篇發言，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其中說到武俠小說對辛亥革命的促進作用。這是個很新穎、也很重要的觀點。猶憶20世紀60年代初，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時，曾讀過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在日本創辦的《江蘇》《浙江潮》等雜志，即感受到其中強烈的俠義精神。我想金庸很可能也讀過這些雜志，并讀了近代史專家的有關論文，才會得出那樣的結論。他的精彩發言，決非一般文人所能道也。

金庸是位性格活潑、幽默，也愛開玩笑的人。第一天會議結束后，金庸在很有名氣的利園酒店彩虹廳，設晚宴招待與會學者以及記者和香港文化界人士，如作家、也是金庸摯友的倪匡等人，整整坐滿了三大桌。因是對號入座，我眼睛近視，而且平素一貫大大咧咧，看到第一桌金庸對面的席上，有我的名牌，就坐了下來。金庸見狀，馬上招呼我說：“王先生，請過來，那是我們王世瑜主編的座位。”正說著，香港才子王世瑜先生已經走過來，金庸作了介紹。我倆見彼此的名字如此相近，不禁笑了起來。可是，當我在緊挨金庸的右手席位看到我的名牌時，心中不禁一動。我知道，這是主賓席，在整個宴會期間，酒菜都得首先從這兒上起。這真使我不安。雖說作為大陸的文史學者，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的國際會議上，我從來都是談笑自如，在這次學術討論會上，我宣讀的論文《論蒙汗藥與武俠小說》也受到了學者的好評，但是，想到自己畢竟是史學家，偶而涉足武俠小說研究領域而已，敲敲邊鼓，并非武俠小說專家，特別是想到赴宴的其他年長的學者，我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坐在主賓席上。然而我隨即意識到，這是金庸對大陸學者的禮遇，也是他對大陸情有獨鐘、無怨無悔情結的流露。他對故國山河、斯土斯民仍懷著赤子之心。我的有些惴惴不安的情緒，很快便被金庸幽默的致詞引起的笑聲、掌聲所消除。他說：“小說里的每次武林大會后，總是盛宴，接著就是打個你死我活。這次我們召開武俠小說討論會，也是武林大會。不過，希望諸位小宴后，千萬別打斗！”我們聽后都笑了起來。

金庸還為我們舉行了隆重的家宴，中西合璧，一碗泰國進口的燕窩粥就要花1000港元。我這大半輩子吃過的最好的飯，是金庸先生家中的這頓飯。

金庸先生走了，但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