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意識到，但凡優秀的中外鄉土敘事，一定離不開民間文化的支撐。

比如《白鹿原》《受戒》《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等，像極了一乘乘轎子，小說是主人，民間文化是轎夫，渾然天成，小說因而有了知根知底的歸宿。放眼天下，除了所謂“肉食者”，誰沒有生活在民間呢？你即便官居要津或貴為象牙塔中的布道人，日子的煙火何曾游離于最小的社會單元——城市社區或大地上的村莊？所謂深入基層，毋寧說是走進民間；所謂現實題材，毋寧說是民間生活的本色。在我看來，鄉土敘事如果喪失了民間文化的底色，無異于干指頭蘸鹽。

可在喧囂的文壇，似乎很少有人論及這一層。

在一些高談闊論的文學場合，除了指定性的授課或發言，我一般會選擇沉默。記得某文學機構請來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學專家傳道，老者一上臺突然沖我痛心疾首：“秦嶺啊！你的《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吼水》《殺威棒》《幻想癥》什么的，印象頗深，你為何不寫寫城市呢？”我只好搪塞。可這個話題卻引起了與會者的躁動，現場七嘴八舌一片聒噪。我諦聽半晌，發現始終沒有涉及到兩個關鍵詞：認識和判斷。

隔靴搔癢的話題，即便隔一層薄薄的絲襪又當如何？無知，與靴子的厚度之比，豈止千仞峰巒。

老者一定是把攤大餅式的城市拓展、迅速增多的寶馬香車、摩天大樓和土豪階層看作城市生活了。恕我不尊，此等儒生真的不懂包括工業化在內的城市政治、經濟、文化頂層設計仍然是農業思維的產物，也不懂城市的所謂“瞬息萬變”只是農耕文明的少許轉身，更不懂看上去很美的中國城市與發達國家城市在工業文明層面的根本區別只有四個字：文化基因。

好一個“攤大餅”，其語境的文化原鄉，我無須贅言。城市工業化不等于城市工業文明，文明是需要文化抬轎的，可我們當下的城市文化到底積淀了多少？

在一年一度的春節可以讓飽滿的城市變成空殼、空殼的鄉村變得飽滿的時代，你創作的激情會參與到城市生活的浮躁、尷尬、鄉愁和模糊中去嗎？你以為幾億來自他鄉的農民工、藍領、白領身上代表著彼鄉文化？這不止是個文學話題，本質上屬于社會學話題，可很多人偏偏習慣了用文學口徑追問文學。在西方乃至與我們毗鄰的部分東亞國家，聊文學必然要首先涉及與之相關的政治學、文化學和社會學，而我們沒有。就像荒原上迎面走來一條魚，智者會判斷它的前世今生和來龍去脈，糊涂蟲總會天真地發問：它為什么不是在水里？

我只能把文學的視角投向鄉村。農民的宗族觀念、傳統道德、價值判斷、鄉規民俗更具國民性文化特征，何況，鄉村大地宿命的底層社會，蘊蓄著城市罕有的純粹、溫度和渴望。這是蹊蹺的事實，也是罕有的現實。

我不喜歡那句話，作家要遠離政治。一個搞不清政治的作家，拿什么來考量居委會、村委會等政治網格中的現實？當政治早已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態，它便是民間的富礦，一鏟子下去，不該有的也有。

所幸，很多外國文學巨擘給了我不小的文學引領和精神啟蒙，其中包括反思與批判。文學的技術可以借助翻譯生吞活剝，可精神不能，它的功夫遠在文學之外。這就像民間畫師畫豬，往往會調動與豬有關的文化符號和生活記憶，里面有豬低吟淺唱的一生。而所謂專業畫家筆下的豬往往理念先行，很多人喝彩的恰恰就是這頭沒有根基的豬。文學是社會的鏡子，不是鏡框。鏡子中有你，而鏡框上，只有你平舉鏡框的兩只瘦手。

至于民間文化給小說抬轎的模樣，還是留給我小說中的人物回應吧，比如審美、日子、煙火什么的。

假如回應得不夠好，我必須認下這個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