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求真正的發現，長盛不衰的“現實主義”必須包含積極的探索，理想的表述、歷史邏輯以及歷史預言均是探索的主題。生活的表象層層疊疊，激情、歡樂或者痛苦、憤怒彼此激蕩。然而，這時的“現實主義”不再僅僅忙碌地記錄經驗。作家的目光必須超越經驗的拘囿，力圖提出深刻的歷史展望。對于那些胸懷大志的作家說來，只有巨大的未定空間才能滿足他們的藝術雄心。這些作家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意圖——他們塑造的文學形象將為未來的理論總結提供重要的依據。

作為一個文學術語，“現實主義”似乎從未遇到冷場。“現實”是一個巨大而堅硬的存在，文學無法也不該視而不見地繞道而行。作家必須勇敢地直面“現實”，這個簡單的理由是支持“現實主義”長盛不衰的基本事實。然而，進入眾多文學術語共同組成的理論場域，“現實主義”是否存在更為嚴密的理論涵義？如果浪漫主義或者現代主義聲稱它們從未放棄直面“現實”，“現實主義”可否提供另一些獨一無二的內容？對于許多人說來，這時的“現實主義”多少有些面目模糊、邊界不清，如同一把由于過多的使用而磨損的理論鑰匙。

另一種辨認“現實主義”的方式并非圍繞文學術語展開理論思辨，而是依賴文學閱讀經驗。例如，文學閱讀很快察覺，福樓拜或者巴爾扎克筆下的生活場景或者人物性格存在某種共同的意味，人們傾向于將這種意味視為現實主義的風格標志。窄窄的街道兩旁一排傾斜的、污跡斑斑的木板房，一個禿頭男人正在超市貨架上挑選便宜的嬰兒奶粉，教室里趴在座位上的女生裝著沒看見鄰桌的男孩拋來的小紙團，弄堂里一個正在給煤爐引火的婦女指桑罵槐地諷刺那個穿皮夾克騎摩托車的少女，剛剛收攤的小販神情疲憊地在飯桌上撫平一張張皺巴巴的紙幣……這些帶有煙火氣息的日常景象形成了粘稠的生活洪流緩緩移動，人們可以從中掂量出現實的重量。現實主義不僅栩栩如生地再現這些日常景象，同時還無形地維護某種穩固的基本邏輯：一日三餐、朝九晚五，所有的事情都在按部就班地發生，因果規則穩定地控制著生活的基本節奏和人物內心的起伏。歷史可能緩慢地醞釀一場必將來臨的風暴，人們可以從各種生活細節提前發現眾多的征象。總之，沒有匪夷所思的奇跡。沒有哪一只猴子拔下一根毫毛吹一口氣，一群活蹦亂跳的猴子出現于四周——《西游記》稱之為“神魔小說”而非現實主義；沒有哪一個美少女踏上一塊毛毯，悠然飛向空中，《百年孤獨》在“現實主義”之前加上“魔幻”的形容詞；當然，也沒有哪一個小伙子跌落懸崖，中途被一棵松樹托住，然后爬入一個隱蔽的山洞，意外地發現失傳已久的武功秘籍，多年之后這個小伙子再度現身，他已然是天下無敵的一代大俠——這種奇幻的情節屬于金庸和他的同道熱衷的想象方式。

的確，金庸不屑于追求“現實主義”的桂冠，他更愿意縱情揮灑自己的不羈想象。金庸的文學江湖沒有那么多限制。那兒的人物可以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為人處世更為恣意瀟灑，許多小概率的可能總是令人驚喜地成為幸運的現實。相形之下，那些現實主義作家遠為拘謹。他們兢兢業業地再造一個可信的生活環境，所有的性格必須與生活環境協調一致。所謂“可信的生活環境”，通常表明的是一個凡夫俗子可以自如生存的空間。因此，不止一個現實主義作家表示，必須知悉小說之中每一個人物的經濟收入，否則，他們無法構思這個人物出門要去哪一個飯館，或者給岳父大人送的是什么禮物。當蔬菜價格、辦公室的飛短流長、商務客戶的弦外之音或者如何對付周末那一張請柬共同擠入視野的時候，一個人物的性格將逐漸喪失單純的品格而顯現出多面特征。然而，金庸的武俠輕松地甩開這些俗不可耐的煩惱。他們縱橫天下，出入客棧酒肆，大塊肉、大碗酒，從來不需為經費發愁。他們的軀體隱含了驚人的能量，特殊的經絡修煉將這些能量匯聚于掌心，足以開山裂石；他們的內心具有極為充沛的情感庫存，各種恩怨情仇數十年持續不已，甚至愈演愈烈。這些人物身懷異秉，干的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俠肝義膽，快意恩仇，華山論劍，獨孤求敗，沒有人愿意提到洗浴更衣、挑水劈柴、頭疼腦熱這些日常的瑣雜。在我看來，武俠小說的首要文類特征，即是剔除日常生活。許多人說，金庸的小說是“成人的童話”，沒有必要到“成人的童話”之中迂腐地核對各種生活細節。

“童話”這個概念是否缺乏足夠的分量？許多人寧可挑選“歷史”一詞組織褒揚之辭——金庸擁有豐富而扎實的歷史知識。不論是宋金沖突還是滿漢對抗，眾多武俠頻繁穿梭于如此復雜的歷史背景，金庸的敘述開闔有度，游刃有余。從民間習俗、邊陲風貌、江湖幫派到皇家王族的禮儀與人情世故，種種景象紛至沓來，匯成古色古香的逼真氣氛。然而，歷史表象未必指示歷史邏輯，歷史知識未必帶來歷史感。當文學與歷史成為兩種相互衡量的文化門類時，我愿意深入“歷史”概念，進一步對“歷史表象”與“歷史邏輯”稍作區分和解釋。從服飾裝扮、風俗禮儀到官吏制度、武器配備，豐富而扎實的歷史知識指導金庸準確地描述一系列歷史表象。然而，歷史表象的靜態堆積無法顯示古往今來演變與滄桑。歷史運動的解釋必須訴諸連綴歷史表象持續延展的歷史邏輯。換言之，歷史邏輯是歷史運動依循的方向、軌跡、時機和規律，帶有相當程度的必然意味。不論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簡單概括還是“凡是合乎理性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合乎理性”的歷史哲學，或者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種種觀念無不表明了思想家預設的某種歷史邏輯。相似的是，許多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并不滿足歷史表象的復制，他們的作品時常形象地寄寓了歷史邏輯的獨特理解。盧卡契在《現實主義辯》之中指出：“每一個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對其所經驗的材料進行加工（也利用抽象這一手段），是為了揭示客觀現實的規律性，為了揭示社會現實的更加深刻的、隱藏的、間接的、不能直接感覺到的聯系，因為這些聯系不是直接地露在表面，因為這些是相互交錯的、不平衡的，它們只是有傾向地發生作用的，所以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在藝術上和世界觀上就要進行巨大的、雙倍的勞動，即首先對這些聯系在思想上加以揭示，在藝術上進行加工，然后并且是不可或缺地把這些抽象出來的聯系再在藝術上加以掩蓋——把抽象加以揚棄。”不論盧卡契是否低估了文學構思之中的洶涌激情以及形象的獨立繁衍，人們至少可以發現，許多現實主義作品的確隱藏了一副洞悉歷史邏輯的深邃目光。可是，金庸并沒有展示出這種雄心——他的歷史知識沒有轉換為獨到的歷史判斷。那些武俠僅僅在教科書提供的背景框架內部活動，大部分劇情局限于民族與皇權的古老主題。他們仿佛大動干戈，攪得滿城風雨，然而，圍繞武功秘籍或者華山論劍的情節從未真正撼動歷史，改變什么或者增添什么。

對于這種異議，金庸的擁戴者可能嗤之以鼻：所謂的歷史邏輯那么重要嗎？金庸的作品風靡漢語世界，又有哪一個號稱發布了歷史信息的現實主義作家可以望其項背？在我看來，這個事實迫使人們不得不正視一個問題：如果“歷史”這個主題乏善可陳，那么，金庸的巨大感召力源于什么？懸念、驚險、奇幻，曲折的情節令人欲罷不能，這些僅僅是暫時的原因；真正的感染來自那種血脈賁張的人生：笑傲江湖，壯懷激烈，坦誠無忌的愛或者光明磊落的恨，不必掩飾隱瞞，不必委曲求全。與郭靖、洪七公、蕭峰這種人為伍，叱咤風云，悲天憫人，哪怕遭到九陰白骨爪或者蛤蟆功的荼毒也比一輩子混跡于世俗的家長里短有趣。總之，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舉杯邀明月，得意須盡歡，對于日復一日匍匐于風塵之中的庸常之輩，這種人生理想令人神往。的確，“理想”這個久違的詞語出現了，這是比拘謹的歷史記載多出來的那一部分內容。歷史只能以紀實的形式在地面爬行，文學可以追隨飛翔的理想自由虛構。日常用語之中，“虛構”包含了杜撰、臆造、謠言乃至信口雌黃、制造騙局之意。無論是聯合國大會發言還是同仁之間的彼此商討，斷言對方虛構通常意味了譴責。然而，文學享有虛構特權。現代社會仿佛設置了一個必要的道德缺口，文學的“不實之詞”堂而皇之地獲得了合法性，甚至倍受贊譽。盡管作家和讀者共同承認文本之中的事件從未發生，他們仍然傾情投入，悲喜交加。金庸在虛構的武俠江湖寄存了至情至性的理想，強烈的光暈甚至讓那些嚴謹的現實主義作家黯然失色。

從陶淵明簡短的《桃花源記》到托馬斯·莫爾洋洋灑灑的《烏托邦》，人類時常借助文學虛構表述社會理想。作家通常想象一個與世隔絕的特殊空間：令人向往的社會制度、財富分配方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完美的教育體系，拔地而起的海市蜃樓往往將卑微的現實反襯得庸俗不堪。然而，由于理想的社會模型不得不依賴眾多社會條件的配置，更多的作家樂于虛構某種理想的人生：萬貫家財，絕世武功，行俠仗義，除暴安良，嬌妻美妾，白馬王子，功成名就，兒孫滿堂，隱逸田園，吟風弄月……另一些時候，種種依附于個人境遇的理想被稱之為“欲望”。社會理想具有普遍意義，“欲望”更多個人化的內容。

對于文學想象說來，按照“欲望”提供的原型構造若干心曠神怡的情節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金庸的答卷贏得了交口稱贊。許多作家擅長敘述曲折而緊張的情節：一代武林宗師暴斃。武林秘籍重現江湖。茶樓的角落一個瘦瘦的中年人正在品茶，雙目精光四射。街道的拐角，一高一矮兩個戴斗笠的漢子鬼魅般地閃出來……好了，故事已經開始，情節內部的巨大慣性帶動作家輕盈地御風而行，甚至把他們拖得跌跌撞撞。事實上，作家需要提防的往往是事情的另一面：不要過分縱容虛構的夸張與神奇，以至于不慎滑入可笑的荒謬，例如“抗日神劇”之中的“手撕鬼子”，或者將手榴彈拋到空中炸毀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可笑的荒謬通常來自這種狀況：夸張與神奇完全喪失了歷史邏輯的支持，以至于找不到任何現實接口。

事實上，現實主義從不反對顯現理想，只不過這些理想必須接受歷史邏輯的審核。“希望”與“欲望”的區別恰恰是，前者與歷史邏輯存在重要的聯系，后者僅僅是幻想構成的廉價安慰劑。如果理想即是歷史邏輯展示的未來圖景，現實主義文學將會成為歷史的預言。的確，盧卡契就是如此形容他心目中的現實主義：“偉大的現實主義所描寫的不是一種直接可見的事物，而是在客觀上更加重要的持續的現實傾向，即人物與現實的各種關系，豐富的多樣性中那些持久的東西。除此之外，它還認識和刻畫一種在刻畫時仍處于萌芽狀態、其所有主觀和客觀特點在社會和人物方面還未能展開的發展傾向。掌握和刻畫這樣一些潛在的潮流，乃是真正的先鋒們在文學方面所要承擔的偉大歷史使命。”

也許，現今已經沒有那么多人關注盧卡契，這個理論家似乎有些過時。然而，盧卡契對于現代主義的厭惡可以視為一種狹隘，盧卡契對于現實主義的要求毋寧是真知灼見。盡管人們可能指出，盧卡契的相當一部分理念并未兌現，歷史遠遠脫離了他的預想，但是，這個事實并不是證明盧卡契現實主義觀點的失敗，而是揭示現實主義文學的難度。如果盧卡契充當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他的理論思辨無法成功地兌現為文學實踐。也許，我還可以引用《烏托邦之概念》一書序言之中的一句話作為這個事實的一個后續補充：“烏托邦思想，在想象、希望和致力于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這樣的意義上，是人類的抱負和政治文化中永遠存在的基本要素。”當然，人們不僅可以看到成功的、不那么成功的乃至失敗的努力，同時還可以看到不同的工作方式。對于現實主義作家說來，他們的工作方式是潛入現實謀求真正的發現。

謀求真正的發現，長盛不衰的“現實主義”必須包含積極的探索，理想的表述、歷史邏輯以及歷史預言均是探索的主題。現今，幾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察覺中國大地的灼熱溫度，最新的一頁歷史充滿了喧嘩與騷動。無數迥然相異的人生故事不斷涌入視野，前所未有的經驗紛至沓來，“沙塵暴”一般的海量信息突如其來地淹沒了作家。還有多少人踞守在寂靜的象牙塔之中？事實上，現實主義口號又一次獲得廣泛的回應。許多作家的突出感受是，社會現實造就的素材前所未有地豐富。生活的表象層層疊疊，激情、歡樂或者痛苦、憤怒彼此激蕩。然而，這時的“現實主義”不再僅僅忙碌地記錄經驗。作家的目光必須超越經驗的拘囿，力圖提出深刻的歷史展望。當然，許多現成的公式已經紛紛失效，當代作家不得不與現實短兵相接。或許，這種狀態同時意味了另一個事實：現實主義文學擁有巨大的未定空間。對于那些胸懷大志的作家說來，只有巨大的未定空間才能滿足他們的藝術雄心。這些作家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意圖——他們塑造的文學形象將為未來的理論總結提供重要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