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畢飛宇所著的文學評論集《小說課》著實“紅了一把”，雖然其十二萬冊的年銷量與同年暢銷書相比不算太驚人，但是對于同類型的書籍而言這已經是個巨大的數目了。在中國頗具影響力的書評、影評網站豆瓣上，它更是躋身于“2017年高分圖書榜”，獲得了網友們打出的高達8.6分的評分。而且在學術界，這本評論集也獲得了不少的贊譽，或被稱贊為“個性十足”[1]，或被認為是“對當下文學批評的一種‘補遺’和校偏工作”[2]。借用一句評論電影的行話來說這本書就是“叫好又叫座”。而《小說課》為何能夠突破大眾與學界之間的“次元壁”掀起了一陣閱讀熱潮？

與以往的作家批評相比，《小說課》最大的不同顯然是畢飛宇采取了別樣的評述方式，以不一樣的批評方法進入了所研讀的文本內部。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一些頗具聲名的作家如馬原、殘雪、王安憶等人就開始向文學批評領域進軍。他們的批評作品既規避了學術批評中所存在的過于理論化的問題，又不似普通的媒體批評那般隨意進行價值判斷，而往往是從自身的閱讀體驗出發，立足于以往的創作經驗，提出極具個人特色的看法和觀點。而通過對文學作品情節上的還原來挖掘作品魅力，是早期的作家時常使用的批評方法。以殘雪所寫的批評文章為例，她在自己的批評文集《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中對卡夫卡作品《審判》進行了詳細的解析， K的命運被殘雪用自己的語言進行了復述。以至于有網友吐槽這“相當于重述了一遍情節”，甚至有個別極端的網友認為閱讀這部批評文集是浪費時間。除了殘雪之外，其他經典作家也曾在自己的文學批評作品之中進行了對情節的重述，如余華在《契科夫的等待》一文中，不斷對契科夫作品《三姐妹》中的情節進行講述。為何這些作家們在進行文本賞析之中要不斷進行情節的重述？

這可能需要對早期作家進行文學批評的目的進行考量，與學術界企圖從學理角度解析文學作品、大眾傳媒試圖營造閱讀熱點不同，作家們進行文學批評的目的不是在于弄清作品背后的內涵，也不在于進行文學知識的普及，而是期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是通過對他人作品的研讀表達自己的文學理念或是對創作的認知。在情節重述中，看似不起眼的人物出場順序的調整，或是時間軸線的變化，其實已經帶來了敘述意義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其中所折射出的是批評者自己所秉持的文學理念。譬如殘雪在對《審判》中K的命運進行敘述的過程中，她并沒有依照卡夫卡《審判》中的時間線索進行講述，而是對K身邊出現的人物進行分類，如“女人們”、“初出茅廬者和運動員”，在這種分類之中，她實則已經對這些人物做出了價值判斷，隱晦地展現出了她的價值觀與創作理念。這種文學批評與作家作品相互輝映，向讀者展現出的是作家更為完整的精神和創作世界。但是這種批評方式卻對讀者不算友好，在進行情節重述的過程之中，讀者往往還是會被故事吸引，沉溺在被復述的故事之中，忽略掉批評家本身想要表達的意圖。而且面對已知情節的一再被重復，讀者可能會認為這樣的閱讀無用且無趣。

而畢飛宇在《小說課》中卻不再把情節復述當作主要的批評手段，而是去發現文學作品之中的種種隱藏的機巧，帶領讀者去重新認識已經熟讀的文本，顛覆已有的對作品的認知。如在《“走”與“走”——小說內部的邏輯與反邏輯》中，畢飛宇帶大家看到了山神廟中的那塊石頭、那漫天的風雪和“向東走”。在我們以往的認知中，《水滸傳》中林沖被逼上梁山本是因為亂臣當道，林沖悲慘的命運是對黑暗政治環境的控訴，但是那風雪和石頭分明展現了另一種比黑暗世道和幽暗人心更強大的東西：命運。林沖因風被拋入了絕境，卻又因石而得救，他的命運似乎不是被亂世所左右，而是由偶然的際遇所決定的，這部完成于一千多年前的現實主義作品分明具有了些許現代主義精神。這些隱藏的情節打破了讀者對文本的固有認知，自然激發了讀者不一樣的閱讀體驗。這樣接近文本的方式，很類似于時下流行的在電影之中“找彩蛋”的行為，評論者為讀者指出文本之中曾經被忽略的細節和漏看的精妙伏筆，不僅使讀者腦洞大開，更激起了他們的閱讀興趣。正如一位閱讀者所說在閱讀《小說課》后“你的視野變得更廣闊，也更毒辣了。同時，你也獲得了一種戳破秘密的快感”。其實近年來和畢飛宇一樣帶領讀者“找彩蛋”的批評家并不少見，如作家格非在他的文學評論集《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中就寫到了不少有趣的細節。你看，他說西門慶與李瓶兒之所以能夠三番五次相撞，既是因為當時的服飾和建筑使他們有了相撞的可能性，又是因為兩人早已起了淫心，合謀導演了這出因“撞”而生的艷情劇。而在張怡微的最新評論文集《新腔》中，她聞到了王琦瑤家飄散出的肉香，看到了程先生正在做的家事，窺見了上海這旖旎的十里洋場背后的煙火氣息與不曾明寫的上海里弄的家長里短、蜚短流長。這些作家的批評文章分明展示出了作家批評的一種轉向。作家批評已經由以往在情節的重述中召喚自己的心靈世界變為了“深挖彩蛋”以追尋作家們所不曾為人所知的匠心。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作家批評發生了這種轉向？

答案當然有很多，或是作家批評理念的變化，或是對當今圖書市場的適應，或是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應該看到作家駐校制度的興起對作家批評所起到的作用。作家批評大放異彩之時，正是作家駐校制度興起之日，這兩個時間段的重合并非是單純的巧合。當作家進入校園之后，他們的身份發生變化，出于授課、講學的需要，他們在進行創作之余還要向廣大學生分享自己的創作與閱讀的體驗，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作家批評的繁榮。同時，他們進行文學批評的目的和言說文學作品的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以往，當作家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更為關注的是自己的內心感受和見解觀點，他們實則是在借助大家作品完成與自己內心的私密交流。但是當作家作為師者出現在課堂上，擔負起為學生傳播文學與創作等相關知識的職能時，他們必須考慮到授課的目的與效果。正如畢飛宇所說：“作為一個作家，他在寫作的時候可能沒那么清晰，他要混沌得多。可是，作為一個教師，你必須得清晰，清晰到每一個同學都知道你在說什么。”[3]情節的重述以及這重述背后的細密的情感與思想表達顯然不完全適合于課堂講學，作為教授的作家們需要探索一種新的言說和批評方式，而從文學作品中找出那若隱若現、獨具匠心的“彩蛋”顯然更能夠挑起聽眾們的興趣，帶熱課堂氣氛。

作家駐校制度的興起成為了作家批評發生轉變的契機，促進了作家批評向大眾化方向發展，只是這種轉變似乎并不為作家所喜。馬原和王安憶盡管都入高校從教多年，但是情節重述仍然是他們進行文學批評的重要手段，而且就算《小說課》獲得了如此多的好評，畢飛宇仍然坦言他并不喜歡這本書。這個中原因很可能與經典作家對大眾文學和純文學的評價有關。其實何必過分糾結于已有的價值體系和標準，能夠把閱讀由“獨樂樂”之事變成“眾樂樂”之事，難道不已是功德一件？

注釋：

[1]葉立文：《從靈魂之旅到技術理性——論作家批評的時代新變》，《貴州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2]劉艷：《做有溫度和體貼的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2018年第3期。

[3]魏沛娜：《專訪知名作家畢飛宇：寫小說是可以教的》，《深圳商報》，201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