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發展史上，地域特色或者說地方性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自魯迅充滿浙東風情的短篇小說起，至沈從文筆下神秘遼遠的湘西世界，我們已經欣賞了諸多充滿地方風土人情的短篇小說。寫景或是描人，川西或是黔北，閱讀小說的過程有如跟隨作者游歷了一番，這種“繞室旅行”在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的年代更是別有意趣。改革開放 40 年來，文學的體例日益豐富，內容漸次多元，地方性在短篇小說中的分量有所下降，反而是在長篇小說中仍牢牢地占據著半壁江山。賈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高密鄉土，這些地域隨著作品的流傳而廣為人知。但這種具有高辨識度的地方性在短篇小說中則表現得并不明顯，其中的原因頗為復雜，既有人為的主動選擇，也有時代發展中的客觀造就。

談到地方性，我們便不可不談鄉土。追溯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彥、許杰筆下的野蠻風俗，彭家煌描繪的鄉村鬧劇，乃至于廢名筆下的田園風光，書寫“我鄉我土”一直是短篇小說的重要題材。從“十七年”文學時期到改革開放初期，農村也一直是文學關注的焦點。無論是長篇小說抑或中短篇小說，農民和農村生活都占據著創作的主體。與之伴隨的便是小說中地方性的突出，不同地域的氣候特征、地理風貌和人情習俗一一浮現于作家筆端，呈現出各具特色的地域特色，且極具辨識度。讀者絕不會將趙樹理的“山藥蛋”鄉土和孫犁唯美的“荷花淀”搞混。

然而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持續增長，城鎮化的進程不斷加快，鄉土題材已不再是小說的主流。書寫都市生活成為文學新的旋律。這一方面是由閱讀對象所決定的，文學的消費者多半是城市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群。另一方面也是與時代發展、經濟騰飛伴生的。擺脫了宏大敘事和主旋律書寫，人們更關注自己身邊的生活，與自身密切相關的都市病痛成為文學書寫的母題。現代與后現代、先鋒與后先鋒，在這 40 年的文學書寫中不斷地被提出、實踐、拓展。都市中的新問題、新景象層出不窮，人們似乎被這股浪潮所裹挾，無暇回顧日漸凋敝的鄉土世界。全球化的過程中有一種“世界大同”的幻覺，紐約與北京之間的距離似乎也不再遙遠。

在城市中一旦老輩人過世，下一代與鄉土的聯系便徹底切斷。而農村中青年一代進城務工定居之后，對往昔的農村生活也逐漸陌生起來，不由得對鄉土生出種種隔膜。體會到地方性與鄉土之間的密切關聯，我們便能夠了解近年來短篇小說中地方性的淡出。這種淡出背后實際是鄉土的衰落，是讀者或者說消費者需求與品位的變化。寫作題材向都市傾斜，鄉土便隱于霓虹燈后，這一點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城鄉沖突、城鎮化過程中農民的種種迷茫和大時代的轉折其實從未遠離文學視野，但正如前文所說，這種充滿濃郁地域特色的書寫往往出現在長篇小說當中。雖然不能夠做出明確的分野，不過也許是長篇小說的篇幅更適于鋪陳大時代的歷史宏偉篇章，能夠有更多的筆墨用于風土人情的描摹。從《平凡的世界》到《紅高粱》，從《白鹿原》到《山本》，長篇小說中從來不缺乏地方性。

回顧改革開放近些年以來短篇小說中以鄉土體現地方性的作家，我們所能想到的首先是汪曾祺。這位被稱為“最后一個京派”的高郵籍作家，在他的小說中構建了一個富有地域風情的蘊藉的世界。《受戒》里的善因寺、《大淖記事》里的蔞蒿都浸透著濃濃的地方情味兒，飽含著作者的深情。汪曾祺本人認為他寫這些小說，是用 80 年代人的感情寫以前的舊事。這種追思與回憶，以及作者在創作這些小說時的“高齡”或許能夠從某種程度上印證汪曾祺的短篇小說為何會極具地方性，以及其他的年輕作者為何沒有選擇這樣的創作路徑。 除開以書寫鄉土表現地方性，短篇小說中還有另一類表現路徑，即以傳奇塑造地方。這種承接中國宋元話本小說、明清志怪小說傳統的短篇小說，通過傳奇人物或傳奇事件來表現地方特色。這其中比較典型的作家是天津的馮驥才。他創作出了《泥人張》《神鞭》等富有傳奇色彩的小說，通過故事的傳奇性傳遞出了濃濃的津味兒。小說中隨處可見的民風民俗、市井俚語不但豐富了小說的層次，也凸顯了津味小說特有的地方韻味。然而這類小說在短篇小說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整體風格偏于傳統。

當前短篇小說中占據主體的仍然是書寫現代都市中癡男怨女生活的內容，關注的多半是城市人群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這類短篇小說最明顯的基調是現代性。李歐梵在《未完成的現代性》一書中認為：“中國的現代性不可能只從一個精英的觀點來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風貌和內容不可能是一兩個人建立起來的，需要無數人的努力。”[1] 五四運動至今已將百年，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早已擺脫了傳統的模式，建立起屬于自己的范式和審美。而在言必稱卡夫卡、納博科夫大行其道的今日，從外國文學中學習寫作技巧，構建其頗具現代意味的短篇小說文本似乎也早已司空見慣。但在此我們想追問的是：在這些現代肌底的文本當中是否還存在某種地方性？城市風貌千篇一律，都市生活大同小異，現代人背負的壓力和心中的困惑似乎都差不多，那么作家們的小說中是否還能夠體現出不同地域的差異性？

梳理一下近兩年來發表的短篇小說，在都市書寫中尋找地方性的存在，我們或許可以發現一種新的書寫方式。在現代的底色中附有淺淡的地方性，將地方寓于現代之中。沒有了我們所習慣的濃郁的地方特色，不是借鄉土與傳奇來塑造地方性，甚至也沒有民族的裝點和民俗的包裹，在萬千相似的中國都市之中，仍然有著不同地域的特色。這種特色可能通過語言、氛圍和風貌表現，也可能潛藏在人物的思維和處事方式當中。但簡而言之，這種地方性的表達始終離不開現代的底色，也完全不是過去讀者所熟知的那一種。選取西部短篇小說為例。這種極易被賦予地方性的小說也歷經了不同的發展，逐漸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在“甘肅小說八駿”之一的作家雪漠的小說中，西部特色濃郁，大漠、長煙、落日是他筆下西部的風光，黃沙、駱駝、豺狗子是常見的元素。在《新疆爺》中，我們看到了西部農村的老人形象，蘊含著作家寄予在他身上的理想品質；《深夜的蠶豆聲》描繪了饑荒年歲人性的扭曲和親情的泯滅，透露出一股浸入骨髓的寒涼。《豺狗子》講述了主人公在沙漠里掙扎求生，經歷了種種磨難最終脫離險境的故事。雪漠正如他的名字，蘊含著人們對西部的想象：終年不化的皚皚白雪，延綿不斷的大漠戈壁。然而這是浪漫的想象還是真實的西部？是作家刻意營造的地方性還是西部人民生活的原貌？答案顯然是前者。雪漠的小說固然色彩濃郁，壯懷激烈，但這種動人心魄的書寫是因其想象與傳奇吸引讀者，小說中呈現出的地方性顯然是符號化而不是真實化的。

另一位甘肅籍作家馬步升與雪漠有異曲同工之處。他的短篇小說也著力表現西部農村生活，洋溢著濃郁的隴東風情。馬步升的關注視野始終聚焦于他出身成長的隴東農村，希望能夠表現農民生活的苦樂。

他筆下的小說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較為平實的農村書寫，一類是充滿傳奇意味的江湖書寫。從短篇小說的名字中我們便能夠大致了解馬步升的創作路徑。《老碗會》《搟氈》《哈一刀》《繡花廟刀客》《一點江湖》等等充滿農村風俗和江湖豪情的標題充分體現了作者的審美取向，寓地方于傳奇是他所喜愛的創作方式。倒是一篇作者寫了十年、名為《青白鹽》的小說采用了頗為“洋氣”的寫法，借用了《百年孤獨》式的開頭，有一點現代派的手法，略為接近上世紀 80年代先鋒派的創作風格。作者自陳寫得很痛苦，并且無論是從理性上還是情感上，他都十分排斥這種表達。[2] 事實上，這種作者內心真實想法的表達，恰恰能夠印證他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與風格。作者在一篇名為《精準扶貧背景下如何精準地書寫農村》的文章中，明確地表達了他對于鄉村書寫的關切和認同；在新作《三萬盤石磨》中，作者飽含深情地歌頌了在漫長的農業時代中石磨在家庭中的崇高地位。

雪漠和馬步升的西部小說地方性濃郁，好看且好讀，滿足了讀者對于狂野西部的想象。荒涼又粗獷的西部世界亙古不變，等待著充滿勇氣的人們去探索，上演著一樁樁傳奇故事。然而這卻未必是真實的西部，更不是全部的西部。在現實中，戈壁大漠沒有傳奇反而傳遞出生計的艱難，厚重樸拙的石磨早已為現代化機器所替代。東部人民對于西部的想象是騎著駱駝去上班，現實中西部人民考慮的卻是買一輛什么品牌的轎車更好。本文無意臧否雪漠與馬步升的小說，其文學價值與成就自是毋庸置疑，只是這種地方性的表達仍然借助鄉村和傳奇，展現的是前現代社會的光景，寄托的是作者年少時對于廣袤天地和傳奇人生的想象。

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新的西部短篇小說則呈現出不同的面目。葉舟和弋舟是另外兩位“甘肅小說八駿”，但他們的作品卻似乎和西部小說并無緊密的關聯。作家本人也并不被西部作家的頭銜符號化，反而與現代派、先鋒性的聯系更為緊密一些。他們的短篇小說體現了某種地方性的最新表現方式。在葉舟近年的短篇小說集《兄弟我》（文匯出版社，2017 年）中與其同名的小說講述的，是一群已經退休的老工人對于廢棄工廠和往昔歲月的深厚情感。小說中沒有對西部風光的渲染，也不曾花費筆墨勾勒此地特有的人情特色。但是在文中透過這些“老兄弟”的言談舉止我們卻能夠深切地感受到這座城市的地方性，它的榮衰和變遷，經濟的起起伏伏，從國有經濟走到市場經濟的時代沖擊。

能夠讓人辨認出這種地方性的，不僅僅是小說中頻頻出現的黃燜羊肉和面湯，也不是老人隨口吟唱的民歌。地方性的表現，更多的是這幫老工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身上深厚的時代與城市烙印。包括作為下一代出場的馬驥對父輩的照拂和理解，這種憨厚的人情味兒也是一種地方特性的展現。另外富有地方特色的語言也能夠傳遞出一種城市的味道，比如《兄弟我》中出現的“尕娃”，《在熱烈的掌聲中》出現的“嘴夾緊”等等。

與葉舟相比，弋舟的小說更具先鋒性一些。《隨園》中描寫的是河西的荒涼戈壁，講述的卻是十足現代派風格的故事，充滿著隱喻的意味，在地方風情中訴說的仍然是現代人的情感困惑。小說《出警》（《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集團，2017 年）描寫的是老奎的悲劇人生，里面主人公卷煙和熬煮磚茶的情景還是能讓讀者心領神會。當警察老郭和老奎一起蹲在墻根下抽煙的時候，濃郁的地方風情便飄散開來。

在葉舟與弋舟的短篇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現代人的共性。拋卻了西部風情帽子的西部作家，其關注的焦點更多在于當今社會中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都市人群所共有的精神困惑。猛一看小說中的地方性很不明顯，但這焉知不是我們太習慣于鄉土與傳奇？地方性除了以表面上的風土人情來表現，是否更是一種深植于心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

西部小說只是短篇小說中的一隅，但在其發展的脈絡中仍可看出時代的走向。或許在鄉土和傳奇之外，今日短篇小說的地方性還有更多表現的路徑，而所謂地方性也并非是我們心中一成不變的模樣。

參考文獻：

[1] 李歐梵：《未完成的現代性》，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2 頁。

[2] 周新民：《馬步升：潛心書寫隴東“文學”地理志》，湖北作家網，2017 年 5 月 5 日。

[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本文是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甘肅小說八駿創作中的當代都市小說新拓展”（項目號 YB039）的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