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鐵道游擊隊》中的芳林嫂。

《雷雨》中，秦怡（右）飾演的魯媽被曹禺譽為“最好的魯媽”。

93歲的秦怡自導自演《青海湖畔》，在海拔3800米創下藝術奇跡。

秦怡用真善美，對抗時間的銷蝕。

秦怡愛美，也美了一輩子。可旁人問她“您照鏡子時覺得自己美嗎”，她答“趙靜啊，我覺得她很美。”未必是聽岔，倒更像是大智若愚，四兩撥千斤。

秦怡愛電影，也跟電影生活了80年。可翻來覆去看的都是些老電影，英格麗·褒曼的《卡薩布蘭卡》、費雯·麗的《亂世佳人》，她說，“經典為什么可以流傳那么久，因為里面有最真的愛和生活”。

己亥年大年初四，老藝術家迎來了97周歲的生日，今年也是她從藝80周年。如果將她97年的生活比作一條歷史的長河，那經年累月沉淀在河床上的珍寶，能夠教會我們許多事情。譬如，她用一次次能進入中國電影藝術殿堂的角色塑造，拓寬了人們對中國電影的認知；又譬如，她在時間的暗流里一次次奮力抗擊，照見了人們對世間真善美的渴望。

透過粗糲的膠片，她的音容或許可以復原時代的底色；重溫她的角色，或許就是閱讀史書的冊頁。穿越歲月的霧靄，中國電影流光的長廊里記載著她的絕代芳華。伴隨新中國的電影一路走來，水銀燈下的秦怡已是上海電影、中國文化繞不過去的存在。聆聽世紀老人的肺腑之言，她說：“我講的事情有些未必正確。但我說的這些個人經驗應該能聽一聽。因為，我已經活了90多年了。”

銀幕內外，她用一種真善美，對抗時間的銷蝕。

【人物檔案】

秦怡，1922年生于上海，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曾獲中國電影世紀獎最佳女演員獎、紀念中國電影百年誕辰“國家有突出貢獻藝術家”稱號、第七屆全國十大女杰、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等多項殊榮。

她于1938年開始舞臺生涯；1947年走上大銀幕，參加了電影《忠義之家》《母親》《無名氏》等片的拍攝。由陳鯉庭編導的《遙遠的愛》成為她的成名作。新中國成立后，她堅持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銀幕上塑造了眾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她曾在《農家樂》《兩家春》《摩雅傣》《北國江南》《女籃5號》《鐵道游擊隊》《林則徐》《青春之歌》《海外赤子》《雷雨》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

進入20世紀80年代，秦怡轉戰熒屏，出演了一系列耳熟能詳的電視劇作品，如根據夏衍作品改編的《上海屋檐下》——秦怡憑借該劇榮獲第一屆大眾電視金鷹獎優秀女演員獎。而2017年上映的《青海湖畔》更被譽為秦怡藝術生涯的一大亮點，她以93歲的高齡自導自演、親上高原，體現了一位德藝雙馨藝術家的高潔藝德。

“心里都是‘電影’兩個字”她用80年說清藝術的真諦

身體好的時候，秦怡住在徐匯區一棟老式公寓里，日常就她和保姆兩人。但日子一點不清閑，家里人來人往，上海電影、中國電影、中國文藝，國寶級藝術家被需要的場合太多太多。只要身體允許，秦怡總欣然應允。盛情難卻是其一，更重要的，工作壓根就是她的生活。“偶爾我想賭氣把自己關起來，誰都不見，可真停下來了，也會難受。我是個必須工作的人。那么多年，我的心里都是‘電影’兩個字。”

她曾說，“我稀里糊涂就演了很多角色”，靠的是最樸素的“笨辦法”——學習和努力。

秦怡的從藝路可追溯到抗戰時期。16歲那年，她離開封建家庭，輾轉到重慶參加中華劇藝社。演藝生涯第一個角色只有一句話，她反反復復練了好多天。那會兒，劇藝社儼然她的家，沒演出時，舞臺邊準能找到她。幫演員遞個道具、送下服裝，只要側幕邊傳來舞臺的光，她臉上便寫著滿足。后來，抗戰大后方的舞臺上，她成了與白楊、舒繡文、張瑞芳齊名的“四大名旦”，可她仍不拒絕小角色，“那樣的話，我能多看看其他人的表演，對自己很有幫助。”

1998年，秦怡自傳式的從藝錄出版，她取書名《跑龍套》。導演黃祖模聞訊后肅然起敬：“1982年我拍電影《張衡》，其中老夫人一角，想來想去非秦怡莫屬。但我又擔心，像她這樣有名望的大演員是否肯出演配角。不料，秦怡很爽快答應了。”更難得的是，導演要求演員們每天按古人的言行舉止練形體。老夫人一角總共沒幾個鏡頭，可秦怡照樣同大家一起練，從不缺席、遲到。

相似的感受，謝晉導演也有。拍《女籃五號》時，今日的“改革先鋒”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導演，而秦怡這個大明星已紅了很久。“可是她很尊重我，每一個鏡頭都要問：這樣行不行。”謝晉曾說，秦怡沒有一點明星架子，她不挑角色大小，不計較片酬多少，不在乎劇組待遇。

聽到這樣的評價，秦怡總是揮手道：“其實每一次拍戲都是學習，都很珍貴。”以1961年的《摩雅傣》為例，她飾演傣族醫生依萊汗。當時，導演徐韜要求她像傣家姑娘那樣穿無袖筒裙，把肩膀露出來。那時，不到40歲的秦怡特別在乎角色的形象，“我的臂膀粗圓，露出來會破壞人物形象，傣族姑娘都很纖細的。”主演和導演吵得不可開交，最后協商穿坎肩拍，效果也還不錯。但千帆過盡，徐韜給秦怡寫了封信，言辭懇切。他說，作為一名演員，秦怡有許多優越的條件，但常被自己困擾，一會兒怕胖了，一會兒又怕不夠活潑。他覺得，秦怡應把思想從條條框框里解放出來，別讓外形掩蓋了對角色內心的塑造，更別因為外形放棄許多嘗試。掩信，秦怡陷入了沉思：“他提醒我這一點是有道理的。年輕時我確實有些沖不出去，覺得自己太胖，條件不夠好，窈窕淑女不能演，于是總演大嫂。徐韜點醒了我，這對我后來的演戲很有幫助。”

不成想，年輕時偶爾瞻前顧后的秦怡，越老倒是越能豁得出去。2013年，她著手寫《青海湖畔》的劇本。2014年秋天，她以93歲的高齡上到海拔3800米的拍攝地。高原的日子一過就是一個月。因為拍攝地距離下榻處往返六小時車程，秦怡跟著大部隊一起，清晨五點出發，夜里九點多才回來休息。劇組里的中青年演員、導演紛紛有高原反應，倒是秦怡精神很好，不吐不暈，她打趣說：“青海的氣候對我們老年人很是客氣呀!”但旁觀者清，劇組里許多晚輩說，是秦怡對夢想的那份執著，讓生命爆發出神奇的力量。從高原下來，她又找回每天讀書看報、伏案寫字的生活，“我要抓緊時間學習，還要繼續創作。”

2017年底，陳凱歌導演的《妖貓傳》上映，觀眾又驚喜發現，老藝術家還原了唐詩里“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場景。但觀眾看不見的還有幕后那些“膽戰心驚”——老嬤嬤對貴妃忠心耿耿，屢次挺身維護。片場里，秦怡就照著劇本一次次倒地，倒下去后再由年輕演員們一齊將她攙扶起來。一同出演的黃軒描述，那種震驚感，并不會隨著老嬤嬤倒地的次數增多而衰減，相反，會一次次增加老藝術家在年輕演員心頭的分量。

秦怡很喜歡《青海湖畔》里那位女氣象工程師的臺詞，“本來想來三個月，結果留了30年”。她自己何嘗不是這樣，80年的從藝路，真心就是一輩子！

從“為謀生”到“為理想”初心決定一個人最終格局

曾有人問秦怡，電影到底意味著什么，叫你如此癡迷。

她用往事作答:“我到今天還記得周總理點醒我的那些話。”眾人皆知秦怡是“新中國22大影星”，是周總理口中“新中國最美的女演員”。秦怡看到的是另一面:“可以說，周總理才是領我懂得演戲真諦的人。”那年她才19歲，一次去朋友家吃飯，席間坐著一位她不認識的客人。那人問秦怡是在工作還是在學習，剛冒尖的秦怡回答:“我在做實習演員，有時候在合唱團唱唱歌，沒什么大意思，就是混混。”那人接著問唱什么歌，秦怡答:“當然是抗戰歌曲”。“沒想到，我一說抗戰歌曲，對方馬上提高了聲音，‘那還混混啊，你想想，多少人、千千萬萬的人都在你們的歌聲鼓舞下走上前線，這工作多重要啊！’我聽了覺得有道理。回家后細想，是什么人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跑去問朋友，才知道原來是周恩來同志。”

秦怡的少女時代，正是日寇的鐵蹄踏破山河之時。在遇見周恩來之前，少女秦怡曾參加過學校的紅十字會，也向往著為民族救亡圖存做些什么。但那些情緒更像是懵懂的天性，直到聽君一席話，她的心里種下了一粒堅定的種子——干文藝不是“為謀生”，而是“為理想”。這種理想需要內在強大的精神力量，而力量的源頭就在于觀眾。“作為演員，終身追求的理想，應該是把自己從文藝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過自己的表演給予別人。”

《青春之歌》里，共產黨員林紅戲份不多，卻在一次次播映后點燃了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向著共產主義理想靠攏的信念之炬。原作者楊沫有過評價：“秦怡同志表演的林紅，是我最喜愛的。她幾乎沒什么形體動作，只靠臺詞和神情來表現，但她演得是那樣真實動人，激蕩著人們的靈魂。”半個多世紀后，秦怡告訴記者，她漫長的演藝生涯里，最難忘的角色正是林紅。“1959年5月我入黨，入黨后第一個角色就是林紅。”那是一個在當年點燃過許多年輕人信仰的優秀共產黨員的形象。讀劇本的時候，秦怡反復把自己的入黨誓詞與林紅赴刑場前那段臺詞對照著念，“有了這層與生活的關聯，我一下子就觸摸到人物內心。我從心底里相信，一名黨員對于自己奮斗一生的事業有著萬死不辭的信仰。至于原先那些對自己身材外形的顧慮，早就拋到了腦后。要樹起共產黨員的形象，不靠外形，而是靠氣質和信念。”也是從那時候起，她對什么樣的角色更能動人有了深切認知。從16歲離開家去抗日前線，到93歲拍《青海湖畔》歌頌中國科學家，“我愿意一輩子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

都說初心可能決定一個人的格局。若把大銀幕里秦怡的形象連點成線，她身為一名老黨員、人民藝術家的初心，清晰浮現：《馬蘭花開》里能頂半邊天的拖拉機手馬蘭、《青春之歌》中慷慨就義的共產黨員林紅、《女籃5號》里敢愛敢恨的籃球手林潔、《鐵道游擊隊》里與敵人周旋的芳林嫂、《林則徐》中抗擊侵略者的女英杰阿寬嫂、《海外赤子》里最終同意女兒回來報效祖國的母親、《青海湖畔》為高原鐵路夢而奮斗的女科學家……“我就是希望作品里有一些精神可以得到弘揚，給人心靈以啟迪。”

對于電影里飽含著某種精神力量，秦怡是深信不疑的。1990年代，她生病住院，演藝生涯幾乎就要終結。“我有些灰心的時候，碰巧電視里在放《焦裕祿》，生動的黨員形象和真實的歷史畫面被還原出來，我看著看著就落淚了，感覺心里充滿了力量。”她被一種名為精神的東西鼓舞著，她也愿意把這股能量傳遞下去。2018年，牛犇入黨，秦怡大姐就是她的入黨介紹人之一。

由“小愛”到“大愛”

“母親”讓她受住綿長的苦楚

但丁說：“人是承受不幸的立方體。”用在秦怡身上，有些殘酷，卻再準確不過。上天給了秦怡美麗的容顏，同時也賦予她崎嶇的命運、綿長的苦楚。

拍攝《母親》時，她和金焰的兒子“小弟”金捷剛滿一歲，跟片中的兒子一般大小。命運似乎用這種方式預告，“母親”會是秦怡這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小弟”在16歲那年病了。秦怡自覺愧對兒子，為了彌補母愛，她堅持不把孩子送入精神病院，一直帶在身邊自己親手照顧。

這樣的考驗還不夠，身為家里頂梁柱的她，在1966年又被查出患上腸癌，醫生斷言：你活不太久。風刀霜劍嚴相逼。此后，秦怡又先后得過四次大病，開了七次刀，切除過甲狀腺瘤，摘除了膽囊。尋常人難以想象的苦楚，秦怡竟一步步邁過，十年又十年。是怎樣一根堅強的神經牽引著她？人們說，是母愛。為了“小弟”，秦怡必須頑強地活著，與兒子坐在同一條船上，穿越世間風雨。如劇作家吳祖光在《秦娘美》的隨筆里所寫，“秦怡具有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身處逆境而從不灰心喪志，能夠以極大的韌性迎接苦難、克服苦難，永遠表現為從容不迫。”而秦怡能被曹禺先生譽為“最好的魯媽”，也正是因為她將自己特有的高貴、美麗和復雜的生命注入了電影《雷雨》的表演。

2007年，秦怡一生最大的難關來襲，兒子金捷過世了。她照顧生病的孩子長達43年，母子命運早已一體。兒子走后，秦怡一度傷心欲絕，不吃不睡，也曾想過跟著兒子去算了。直到有一天，她在電視里見到一個在孤兒院長大的男孩。那孩子正值22歲最美好年華，卻因骨癌晚期生命進入了倒計時。彌留前，他捐獻了自己的眼角膜，說希望孤兒院的孩子都能穿上新衣服過年。那一刻，秦怡仿佛釋然了，她得到了繼續往前走的力量。

她收拾心情，把對兒子的“小愛”化成“大愛”，撒向更廣闊的地方。汶川地震，她先后捐款20余萬元；玉樹受災，她又掏出3萬元。旁人很清楚，這幾乎是秦怡的大半身家。但她說捐就捐了，別人問她以后怎么生活時，她說：“我還有工資可以領。”在她看來，兒子已經不在了，這筆原來打算留給兒子養老的錢，轉而為災區兒童建校舍，是它最好的去處。2012年，她友情出演影片《三個未婚媽媽》，關愛缺少母親的孩子，呼吁社會關注弱勢群體。

在積極面對生活的同時，秦怡多年來堅持為中國電影站臺、為上海電影站臺，對公益活動，只要社會有需求，她幾乎從不拒絕。有人勸她歇歇，她搖頭說：“不會停，總覺得這些事都是比較有意義的。”將登期頤之壽，秦怡還對一樁事念念不忘，她想寫一個劇本，跟抗戰有關。她始終覺得，自己對中國電影、甚至對中國社會都是有責任的，“文化精神產品要能引領人，要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一些作用，要能提高觀眾的思想水平。”

2014年底，秦怡榮獲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那晚，她從醫院告假趕來，全場后輩送她雅號“美少女”。評論家們這樣說：“人們都知秦怡美，其實更該了解，她的美有雙重內涵，一重是高蹈的藝術美，另一重便是照耀世間的人格美。”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記者手記

永恒的星辰

在今天的文藝創作語境里，“明星”二字時常面目模糊，“顏值”二字更是毀譽參半。但對秦怡，這兩個詞恰如其分。

回望斑駁卻又親切的光影記憶，我們能在半個多世紀前找到她被定義為“明星”的起點。那是1960年代，百花獎——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群眾電影評獎活動舉行。歷經三個多月的投票，崔嵬、祝希娟等獲獎，而于藍、秦怡、王心剛、趙丹等人也獲得了數量相當可觀的投票。不久后，這些由觀眾一人一票投出來的電影演員有了個集體稱謂“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他們是中國觀眾“自己的明星”。

彼時的“明星光環”意義很純粹：演員因角色而為觀眾熟知，角色因為演員的精彩塑造而深入人心。在被定義“明星”后的兩三年里，《烈火中永生》里趙丹塑造的許云峰、于藍塑造的江雪琴，《早春二月》中上官云珠飾演的文嫂、謝芳飾演的陶嵐、孫道臨扮演的肖澗秋，秦怡在《北國江南》中塑造的銀花，張瑞芳飾演的李雙雙等，都成為中國電影史上令人難忘的經典形象。

近幾年，秦怡聽到了不少關于中國電影的議論，好的壞的兼而有之。對此，她有很多思考。就拿顏值來舉例，在秦怡家客廳的墻上掛著不少劇照，有照片，也有油畫，有她20歲光景的，也有70歲之后的，但很少有側面照。“因為我研究出自己側面不好看，顴骨到下顎的距離太寬。”她說，“你看，我90多歲了還在乎外貌，這很正常，演員都想把最美的一面呈現給觀眾。但只有皮囊，卻沒有做好敢吃苦、能吃苦的準備，也是行不通的。現在說什么高顏值，必須要知道，越是受人關注的，越該做好對藝術兢兢業業的榜樣。藝術是永恒的，而演員是要終身學習的。”

這是秦怡的藝術觀，她也為今天的中國電影工作者做了示范：如何能成為觀眾心底永恒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