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生日是1899年2月3日，正是臘月的小年，一般每年這個時候中國老舍學會和北京的老舍讀者都會去老舍故居聚一聚，一起過年。前段日子到西郊賓館參加“紀念老舍先生誕辰120周年暨第八屆老舍國際學術研討會”，評議論文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一個有趣的話題：假如老舍這個地道的北京人陪我們過春節會是什么樣？

老舍曾經完整地記錄過從除夕到元宵的老北京春節流程：“男人們在午前就出動，到親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們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時，城內城外有許多寺院開放，任人游覽，小販們在廟外擺攤，賣茶、食品和各種玩具。北城外的大鐘寺、西城外的白云觀，南城的火神廟（廠甸）是最有名的……到了初五六，廟會開始風光起來，小孩們特別熱心去逛，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騎毛驢，還能買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多數的鋪戶在初六開張，又放鞭炮，從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聲不絕。雖然開了張，可是除了賣吃食與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鋪子，大家并不很忙，鋪中的伙計們還可以輪流著去逛廟、逛天橋、聽戲……元宵（湯圓）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節，處處懸燈結彩，整條的大街象是辦喜事，火熾而美麗。有名的老鋪都要掛出幾百盞燈來，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紗燈；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繪全部《紅樓夢》或《水滸傳》故事。”這種帶有強烈民俗色彩的敘述，保留了地方性文化的印記，簡直可以當作地方志來看：“臘八粥，關東糖，除夕的餃子，都須先去供佛，而后人們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財神，吃元寶湯（餛飩），而且有的人要到財神廟去借紙元寶，搶燒頭股香。正月初八要給老人們順星、祈壽。”

作為一個外地人，我在想象中和老舍一起過年：早上我們會先去護國寺吃個小吃，那里是老舍出生和小時候玩耍的地方，驢打滾、愛窩窩、豌豆黃、焦圈兒、門釘肉餅再加一碗豆汁兒，已經夠飽了； 溜達經過方家胡同小學，那是19歲剛從北京師范學校畢業沒多久的老舍曾經做過校長的學校；然后到燈市口丹柿小院去吃個火晶柿子，院子是1950年老舍用美國匯來的五百美元稿費買的，院中的幾棵柿子樹到現在每年還結紅紅的果實。中午就到對門不遠的四季民福烤鴨店吃午飯，然后去大柵欄找個茶館就著大碗茶聽說書，晚上龍潭湖公園就有燈會，不必老遠去妙峰山趕廟會。這是在老舍的文學世界中構擬出來的充滿溫情的場景——作為文化母題與象征的北京，在老舍那里，從來都是懷舊與期望、虛構與抒情的產物，毋寧說是一種“心象”。

現代文學以來，可能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比老舍更熟悉北京、更熱愛北京文化，更能夠代表北京普通市民的道德情感結構與觀察世界的眼光與態度。作為一個出生于北京并且深受北京文化影響的北京旗人后裔，老舍盡管在后來幾度出游海外，漂泊川魯，但是最終還是回到了故鄉。北京無論作為文學作品中的敘事背景、環境乃至敘事主角，還是就現實意義而言的文化中心、文學市場乃至意識形態想象的根源，無疑都是他創作的起點和歸宿。可以說老舍的創作有著難以割舍的“北京情結”，并且通過北京意象的營造，在寫實中象征著整體中國文化，它內在地包含了地域、族群、文化的要素，融合了歷史、傳統、社會、時代、倫理、道德的多重意義，使得北京在他的文學世界里不僅承載了文學想象與被想象的任務，同時也是表述與被表述的主體。

老舍對于北京的文學書寫主要在三個維度上展開：一、作為情節背景的存在，這在大多數老舍有關北京胡同平民生活題材作品中都可以尋見；二、作為敘事結構的存在，如《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這樣人與都市關系的作品，北京作為文本的一個結構性因素與人物之間形成了互動性效果；三、作為文化想象的存在，如《離婚》和《四世同堂》，北京在這樣的文本中已經超乎了一個地域文化的表象，而成為象征性的能指。可以說老舍承接了清末民初京旗作品如穆儒丐的《北京》、王冷佛的《春阿氏》、松友梅的《小額》及一批“新鮮滋味”小說等的遺產，在廣泛吸收平民曲藝并融合西方文學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今日所謂“京味文學”的題材、格局、基調、風格與美學，且開啟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直至當下的一系列新京味小說。

幾代帝京、五方雜處、數族混居的北京，其文化構成因素斑駁陸離，而面臨著20世紀文化的新舊融合、古今碰撞、中西會通與多族涵化，各類因子千絲萬縷地交錯糾結在一起，作為多種政治、社會、文化、思想交鋒對撞、折沖樽俎之地，更是被聚焦的中心。有關北京的文學書寫與文學想象，近現代直至當下都不絕如縷，與老舍同時代的林語堂、張恨水、梁實秋等都有關于北京的記憶與描繪，但是唯獨老舍將其作為持續性的主題。這背后隱藏北京地方性與旗人文化之間彼此互滲的聯結。北京作為遼金元明清歷代的首都，是中國多民族混雜的城市，與旗人之間的關聯尤為特殊，構成了“北京土著”老舍的文化母體。而老舍則通過自己的文學創作，使人得以窺見彼時北京的風貌情狀與世態人心，更主要的是可以看到在經歷諸多波折后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和文學藝術界領導人物之一的老舍，對于北京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化的反思與重構。

在《離婚》、《四世同堂》里，老舍關于北京文化進行激切沉痛的批評，北京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喻。在面臨西方現代性對于本土民族性的沖突時，《斷魂槍》、《老字號》里對于“傳統”的喪失無疑也是念茲在茲。連“貓城”一定程度上也是北京的縮影。在關于北京的“心象”中，地理經驗與自我認同之間緊密連接，城市與人的血肉一樣的聯系得到升華。老舍不厭其煩地將北京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個案進行微觀解剖，一貫延續了他的文化啟蒙的主題。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對北京及北京文化作深度的剖析，是為了尋求一個文化現代的北京，這種文化現代性中包含了多元、調和與溫情，及至今日，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