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記憶沒有舛誤，那么我認識嚴英秀至少有12年了。最初應該是在2006年青海第三屆“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然后是2008年新疆第五屆“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我們甚至一起去過青海湖和吐魯番，不過似乎沒有交談過什么。我印象中她在兩次論壇中的發言都比較“文學化”，不是那種正襟危坐的學術腔，而更多帶有感性與修辭色彩。她的文章倒也經常可見，因為除了寫論文，她也創作散文和小說，我曾經讀過她寄贈的小說集《紙飛機》，集中于當代城市（或者進城的）女性情感書寫，頗不同于一般那些強化自己族裔標識的作家。

關于嚴英秀，我所知道的大致就是這些，散淡的文字之交。回頭想一想，這些散碎的記憶片段其實也構成了嚴英秀的形象——一個寫作的女人。她在《寫作，像風一樣吹過來》一文中歷數杜拉斯、茨維塔耶娃、三毛、薛濤、丁玲、蕭紅……那些生活在不同空間與時間中的女人們，她們如何對抗又臣服于時間、抵御又和解于生活、迷戀又決絕于愛情，當世間一切都不能給予恒久的救贖，都無法消融歷史與現實所必然帶來的虛無，寫作就成了女人走向自己的道路。因而，評論、散文與小說的文類區分在嚴英秀這里其實都不重要了，它們都是“寫作”，寫作本身是她求證與認同自我的方式，她以這種方式將自己置身于簡·奧斯汀、伍爾夫、普拉斯、艾米莉·狄金森、蕭紅、伊蕾、蔣韻、趙玫、葉梅、范小青、白瑪娜珍，以及延續下來更長的名單之中。

《就連河流都不能帶她回家》這本散文集包括兩個部分：“我所棲身的生活”和“我曾經歷的閱讀”。我們會發現“生活”在其中并不包含日常生活，而更多是文藝生活，幾乎不見煙火瑣碎的凡庸，或者說日常生活被蒸餾提純了；“閱讀”則更以其精神性的層面充實在生活之中。無論是“生活”還是“閱讀”，其實都是“寫作”的準備與完成、積累與享受、悲傷與歡欣，它們是三位一體的疊合。至少從這些文字所呈現出來的面目而言，她的生活是整全性的、一致性的，并沒有太多的斷裂與沖突。

有意味的是，嚴英秀是一位“在西部寫作”的藏族女性，但并沒有按照慣常期待與想象那樣突出地域或者民族的要素，并且耿直地反駁了那種抱持迷思的人們不過是類似于“東方主義”式的“西部主義”。我很同意她的這種文學觀念——她首先是作為一個“人”在寫作，這個“人”無論身處何方、出于何種族群、有著如何背景，都是一個“同時代人”，都要面對著任何一個當代人所要經歷的別無二致的生活和變遷。如果非要在這個“人”上附加什么，那就是“女人”。毫無疑問，她有著明確的性別意識，盡管這種意識可能是本能的、不自覺地從文字中流注出來的。“寫作的女人”構成了她的“我”。

散文真是一種讓寫作者的真我無所遁形的文體。嚴英秀的“我”是如此強大，以至于幾乎在記人、敘事、寫景中都始終徘徊不去，當然，這三者在她的散文中并不多，她更多的是借人、事、景在抒情和議論。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在用寫詩的筆法寫散文。《致女兒》的開頭寫道：“我緊挨著空虛坐著。整整一個冬天，幾乎沒換過更好的姿勢。有時，我做出忙碌的樣子，好像一場雪就要飄起，你也剛好來到了我的門外。事實上，小雪無雪，大雪亦無雪。而你或將歸來，但必得遠去。我能做的，只是急急伸出的雙臂再徒然地收回。”你無法從這種羚羊掛角的文字中尋覓具體的人、事、景，但是里面有動作、心理和情緒，它們晦暗難及，卻又真切可感，訴諸的是感受和體驗。這與知識型和敘事型散文拉開了差距。如果用王國維的話來說，她的散文都營造出了一種“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這個主觀性凸顯出她誠實的自我。對比邵雍所謂“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之說，我們可以看到詩人情性與道學家之間的區別——那個有偏暗的“情”才是文學棲居的所在，你可以說她是片面的、偏激的、狹隘的，但在那種片面、偏激與狹隘中有某種洞察。

嚴英秀的底色是一個文藝青年，《唯有舊日子給人安慰》這篇文章回眸了她早期的成長，80年代中后期偏僻地方的隱秘激情，文學被指認為蔬飯之間、疲憊生活中的英雄夢想，成了她自我構建的隱身之處、遁逃之地和安身之所，是那個盡管空無一物，卻依然能夠提供安慰的遠方。我相信，能夠這樣熱愛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過上文學生活的人，其中一定有天賦的性格稟賦，它如同火種因緣際會與時代與環境的薪柴相遇并點燃，揮發出浪漫主義孑遺的能量與熱力，如同崢嶸的石頭在時間的流水打磨下熠熠生輝。“寫作的女人也只能祈望于時間，只能在對時間的恐懼和信仰中走過時間。是的，沒有什么人比寫作的女人更感知著時間的凜冽和遽促，時間總是最先去欺凌那最優美最敏感的靈魂，但也沒有什么人比寫作的女人更貼近著時間的溫暖和公正，時間總是在最后去恩澤那最柔軟也最堅定的精神。”

這個敏感而又敏銳的女人，最終用寫作證明自身。這種寫作無以名狀，不能被套用在任何術語程式和批評貫口當中，因為這是一個時時充滿自省與反思的作者，深諳寫作的一切套路，任何外在的解析與闡釋之于她而言都可能是無效的。就像她在那篇《天之大》中寫到母親，那情感是切近、普遍而共通的，卻又是一己、獨特而專有的，并且她也自知是不能已于言的，但是仍然要寫，因為“唯有寫出來，記下來，我才能走過自己”。無論她有沒有走入或者走出巴顏喀拉，我們都無從置喙，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體驗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