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梳理中國文脈時，我們看到：先賢大家們將漢語言文學之美推向極致的創造之功，固為我們所景仰；但我更為看重的是“美的極致”中所蘊藏的“精氣神”。這樣一種“精氣神”是由士人風骨、悲憫情懷、憂患意識等所構成的。我們從屈原、司馬遷、杜甫、陸游、蘇東坡、辛棄疾、龔自珍……直至現代文學史的巔峰大家魯迅，都能強烈地感受到這么一股“精氣神”。他們是漢語言文學的傳承接力者，更是一個民族因此而生生不息的脊梁。周氏兄弟的高下之分，不僅僅在于學養厚薄、筆墨功夫等，更在于是否有這股“精氣神”!

清代詩文大家龔自珍的《病梅館記》，可以看作我所最為仰慕的“美的極致”與“精氣神”完美融合的縮微樣本。這篇僅三百余字的短文，其所傳遞的力量，當今文士們即使用三百萬字能否相匹衡耶？當代作家中著作等身者不乏其人，但有幾人能拈出哪怕僅僅一篇能夠震爍當下和未來的如此佳作？因此文學永遠不是數量的競賽。所謂的長篇小說的“尊嚴”，絕對也不是靠長度、符號堆砌來維持的。

龔自珍生于清代由盛轉衰的時代拐點上，他最早洞察到了大清帝國必然走向衰亡的命運。他對社會肌體的千瘡百孔痛心疾首，為療救社會疾患，一生都在奔走呼號……

他的“如焚”之“憂心”，幾乎貫穿于他所有的詩文。

龔自珍把對社會批判的鋒芒，首先指向“士人”。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說：“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知乎此，讓我們再來品味他的《病梅館記》，便可更為深切地領悟到該文的“核心價值”。文章的線索很清晰：夭梅、病梅、療梅……層層遞進。他先寫出江南地域普遍存在的“夭梅”、“病梅”現象，由于一種“文人畫士”病態的審美情趣的導向：養梅之民，為求“重價”，便將天然生長的梅花，“斫其正，養氣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因此而“江、浙之梅皆病。”這么做，都是為了滿足“文人畫士”以“曲為美”、“欹為美”、“疏為美”的病態審美需求……因此，龔自珍抑制不住心中的郁憤，大聲“罵”起來：“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龔自珍的筆墨力量不僅僅止于此，看起來他是以“夭梅”、“病梅”現象為“靶標”，其實際劍指的卻是清代森嚴血腥的專制統治，使人才普遍遭受扭曲、壓抑的官僚體制，隱曲地表達了他對人才解放、個性自由的追求和向往。更為可貴的是，龔自珍并沒有僅僅停留在“清議”上，而是以實際行動參與“療梅”，療治社會疾患。為此，他購來三百盆“病梅”，專辟“病梅館”，將病梅 “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縛”，使得病梅得以在自然生態下健康生長。雖然他的“病梅館”無法將江南之“病梅”盡皆療之，但這樣一種以點滴之功參與社會改造的努力，使我們看到了一股充溢在文外的“精氣神”。

有學人說，中國文脈的傳承在今天還需等待；我要說，這樣一種士人風骨、家國情懷“精氣神”的傳承，在今天也需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