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中，文學作品/作家—→傳播—→接受，接受—→傳播—→文學作品/作家，在環狀循環互動中互相作用，互為影響。

從作家方面來說，作品以文學藝術地表現了作者所感知的世界，蘊含了作者對自己所感知的這個世界的表達。從讀者方面來說，大體有同感/共情/共鳴，或無感，或反之的情景發生。從創作的才能和動機，與接受的功用和作用方面來說，作品有可能是引領讀者趣味的，也可能是迎合讀者趣味的。其中包含文學不同面向的品質，比如面向文化精英的和面向大眾消費市場的。

文學作品功用的最佳效能應該是既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的需求，又能引領人們的精神生活。作家的社會使命感與責任感、個人價值感與成就感，會在上述這些環節中得到體現或反映。

中國社會進入新時期后，改革開放成為主旋律。文學擔負起傳達那個時代劇變的聲音，從最初的傷痕文學到改革文學，再從反思文學到尋根文學，文學在當時社會文化與生活里扮演了超乎自身的政治性角色。隨著新時期的開啟，它與此前的文學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著完全的不同，作家在此間完全捕捉到新時期的“新”并將之表現出來了。文學是當時大眾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與渠道，同時大眾也主要是從文學作品中讀到來自上層建筑領域里發生變化的信號與信息，來感知社會意識形態發生的變化。它極大地滿足了那個時代人民大眾的精神需求，這從我們現在依然津津樂道80年代左右全社會的文學熱，和當年作家的社會地位和聲譽的高漲可見其一斑。

進入90年代，此時的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一方面深受全球化語境的影響，一方面身處國內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特別是消費文化的興盛，把文學推向了頗為尷尬的市場化之中。這些情況都促使文學界一方面開始審視文學的本質與定位（包括對人文精神何去何從何在的大討論），一方面是現代主義思潮、女性主義思潮（特別要注意張潔、張抗抗、王安憶、鐵凝等書寫的改變），“先鋒小說”“文本實驗”“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等在文學中發生。一方面我們可以感性地體會到文學趨向邊緣化所帶來的種種失落，一方面我們其實可以很理性地探究文學回歸文學本體后所發生的變化。作家的文學視野與自覺大大加強，傳統的敘事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文學的確變得“更藝術更高級”了，或者說故事被講得更具有文學性了。可以明顯看到，經歷了這一步，中國文學的現代敘事水平，在整體上是大大提升了一步。

21世紀以來，中國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城鄉都市化的巨變，尤其是傳媒科技的飛速發展與越來越快的更新換代，資訊和知識的共享，地球人生命與感受的共通，大大刷新了人類的時間感與空間感，給文學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素材，也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想象。尤其是，時代社會的劇變所帶來的倫理觀的變化，而倫理觀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文學敘事倫理的變化。

在此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幾種情況。

1. 前不久我集中讀了在一個大省范圍內被海選出來的十多部較優長篇小說。其中用老套路來寫老故事的幾乎占三分之二。作者都很用心，寫得厚重，似乎不如此就寫不出史詩式的長篇作品。但對于一個普通讀者來說，今天寫一部如幾十年前《紅日》那樣模式的小說（更不用說還達不到那個當年的新鮮水平），很難吸引人看下去。也許有人說這是以不變應萬變，以前這個敘事倫理可能是存在的，但在今天，不變已不能應萬變了，只能被萬變無情碾壓。與時俱進才是新的敘事倫理。

2. 我也看到很多作家與時俱進，如就在這批作品里的《人類世》，從這個概念的使用就可窺作家表現與表達與以往不同的新范疇與新層面。真正的作家有著藝術家的敏感與先鋒意識，作品讀后讓人產生出一種愧疚、反思乃至懺悔的感受。這就是小說被作家的文學才氣賦予靈性與力量的地方。福建作家林那北與須一瓜，她們的小說慧心獨具，不斷表現出對倫理世界變化的關注與探究，也試圖在文本中為新倫理的重建提供可能性的思考與出路。

3. 我們還不能不注意這一種情況：進入21世紀后，由于各種原因使然，進入文化藝術的門檻變低了。現實生活對年輕人的壓力，也使年輕讀者在網絡文學的各種樣式中找到解壓或釋放的出口。我在網絡文學所表現和表達的故事中，驚訝地發現了代際感受與經驗的隔閡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譬如，傳統愛情故事大都只講到男女主人公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便結束，因為再繼續下去，就只能是一地雞毛，婚姻只能是愛情的墳墓，這是習得經驗的審美經驗。但現在的孩子們不僅讓男女主人公越虐越甜終于在一起，當我以為故事應該結束時，作者卻繼續表現他們婚后包括生孩子以后的各種生活。作者與讀者共謀，顯然他們認為這是敘事美感中應該有的內容和模樣，而其中包含的各種貞潔觀、愛情觀、家庭觀、親情觀、處世觀都不再是我們原來認為的那個樣子了。我們的確無法取代他們的感受。你要么看到這些，要么就只有讓他們看不到你。當我們認真看待年輕人時，我發現他們其實也有一種創新：他們的倫理有傳統資源成分，又與現在、未來建立起一種奇特關系。譬如，現時網絡文學中很流行的仙俠小說里，就有一種我以為包含著生態主義的、主體間性的“反噬”理念，會被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演化成許多文學敘事元素。

4. 我們不能不承認，好萊塢商業電影的世界性成功，包括在中國市場上的成功，說明了中國觀眾對它的廣泛接受。但我發現有的好萊塢大片的不同尋常之處，即使是商業大片，其中也不乏因對人類命運與世界未來的擔憂、恐懼和焦慮而引發的嚴肅思考、探究與價值性判斷。比如說2009年上映的《阿凡達》，今年得奧斯卡獎的《水形物語》，除了在全世界包括中國票房大賣外，也把新世紀以來世界性幾大顯學如生態主義、女性主義、主體間性等理念演繹成時尚先鋒。

那么，中國作家里有沒有這樣的先鋒呢，我欣慰地看到：我們是有的。如肖黎民的《第二次遷徙》，作品取材于中國遠古神話《廩君與鹽水女神》，其敘事理念與《阿凡達》如出一轍且更勝一籌！作品不僅表現作家對人類命運的憂患與思考，而且更體現作家對人類文明進程中文化缺陷的警覺與修補。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提供了人類在第一次遷徙的文明寫照，使作家表現在《第二次遷徙中》的反思、懺悔與修正，遠超過《阿凡達》的內涵。但22年過去了，知音依然寥落，在百度里能查到的關于此作家作品的信息，只來自我的學生們在幾年前曾把它排演成一個舞臺劇，做了努力而有限的傳播。

新時代呼喚新文學，習近平總書記期許我們的文學從“高原”到“高峰”。今天我們有這樣好的條件，有這樣好的資源，文學創新是作家的天職，可以預見，文學仍會不斷創新。同時，創新的文學也呼喚知音，引領大眾。如果能夠把文學創新當做一個系統工程，從生產到傳媒到接受全程互動介入，那么就可以更高效地實現創新。